布拉德福德：中国不平等程度上升意味着什么

　　要扭转经济增长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局面，中国还将需要两代人的时间

　　□ 布拉德福德-德龙/文

　　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正在上升。

　　在一代人之前，中国还很贫穷，但物质方面的不平等差距很小(尽管权力的不平等与之完全相反)。比起当年，今天的中国要富裕得多。就生活水平而言，农村至少是上个世纪70年代人民公社解体之前的两倍；城市工人阶层生活水准比农村要高，中产阶级则过上了父辈做梦也想不到的优裕生活。但同时，今天的中国也更为不平等。当前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40%，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与美国相仿，介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20%和津巴布韦、南非、智利及巴西等的60%之间。

　　马克思指出，率先工业化的国家可以为后来者提供有益的教训。那么关于不平等，我们可以从中国之前的工业化国家中学到些什么呢？

　　首要的教训是，中国的不平等程度还会继续上升。经济史家库兹涅茨总结了1955年之前的工业化模式，指出在工业化早期和中期，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程度将迅速上升，到了工业化后期，不平等程度才会回到自耕农时代。

　　不平等程度在工业化早期的上升是显而易见的。在农业社会里，受过教育、懂得工业技术的工人非常少。工业化创造了对半熟练和有文化的工人的巨大需求，造成了收入不平等的急剧扩大。这也为年轻人接受教育提供了激励，农村人也随之迁往城市。一旦工业化和城市化合拍，就会发生变化，不再有庞大的、缺乏城市谋生技能的剩余劳动力大军。从农村到城市的大规模移民的结果是农村劳动力稀缺度上升，农民收入提高，在城市工作 但担心饭碗被农村移民抢走的人的生活水平也将上升。

　　这样的思路继续下去，我们便会充满疑惧：不平等程度的上升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在欧洲，甚至在美国和加拿大，语言障碍、国家边界、农业生活的高水平，都极大地限制了城乡间移民所能造成的工人阶级生活水平下降的程度，防止了大量人口向城市流动。但中国正好相反。如果其他国家的一般规律仍然成立，那么从经济增长扩大收入差距向减少收入差距的过渡，中国还将需要两代人的时间。

　　担心中国的不平等程度将会与最不平等的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等量齐观，并非杞人忧天。在西欧，不平等状态的结束是由于后备农业人口的消失，以及社会民主党在政治上的胜利，对教育和基础设施(包括城市住房)的大量公共投资也都减缓了不平等。中国的情况如何呢？沿海地区目前正带着巨大的内地劳动力高速增长，这将提高不平等程度，如同在巴西发生的情况一样。

　　高度不平等之所以令人忧心，是基于两个理由。

　　第一，不平等的国家在把物质财富转化为人类福利时是无效率的——婴儿死亡率更高，生活也更贫穷，公共服务被过度使用，富人的消费支出对改善穷人生活毫无帮助。

　　第二，不平等国家的富人既有能力又有激励去主宰政治。长期而言，一个国家的初始状态是民主的，并不如当权者和富人的联盟更有助于满足人民需求。19世纪晚期的美国就是一个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军队曾被用来镇压芝加哥铁路工人的罢工，根本无视总统无权干预的事实。

　　只是在大萧条及其以后，自由放任政策的明显失败引发政治左转，公共投资和收入再分配才成为美国政治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时至今日，美国对平等甚至仅限于机会平等的承诺，都还是虚与委蛇。根据

哈佛大学爱德华格莱泽教授的研究，60%的美国人相信美国的穷人是懒惰的，很多致富的机会，只要他们肯去把握就行。而与之相对，在西欧有60%的被试者相信穷人陷入了贫困陷阱，几乎没有机会改变。格莱泽总结道，是“教化和政治胜利者”决定了一个社会选择怎样的收入分配制度。

　　一个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的国家将会发现，自己常常处于政治斗争和再分配斗争的困境之中。从长期看，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治而不是经济因素决定的。是混乱而不是有序对经济增长有害，这个道理中国人人皆知。

　　要实现政府的民有、民治、民享，可以有很多制度选择，每一种制度都瑕瑜互现。但像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时代那样的政治体制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未来的某个时候，中国治理结构的某种变化将会到来——也许要等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无论如何，当它发生时，如果有一个更为平等主义的收入分配，那么它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将会更大。

　　作者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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