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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飞／文
随着调查的深入，广东兴宁“8·7”矿难幕后的事实真相逐步浮出水面，可以预见的是，一场“问责风暴”随后将至。近日有消息称，广东省有关官员不日将引咎辞职。
自2004年开始，引咎辞职这一特有的问责制度开始为人们所熟悉。去年4月，中国石
油天然气集团总经理马富才、北京市密云县县长张文、吉林省吉林市市长刚占标因相关责任事故引咎辞职，而政府官员因矿难而引咎辞职的亦不乏先例。《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中列举了九种需要引咎辞职的情形，“连续或者多次发生特大责任事故”赫然在列。广东梅州市由于一个月内连发“7·14”和“8·7”两起煤矿特大透水事故，受难矿工人数超过百人，有关官员引咎辞职实属理所应当。然而，目前广东兴宁矿难中的“引咎辞职”之说不过是媒体从“知情人士”处探得的“口风”，真实性和权威性均要打很大折扣。
谁会引咎辞职？这个难以解答的问题让我们看到了现行引咎辞职制度的软肋：第一，现行的引咎辞职只是行政性问责而远非程序性问责；第二，现实中的引咎辞职没有通畅的“呼吁—回应”机制作为基础。
引咎辞职是责任政府理念统领下的一种制度安排，官员的引咎辞职行为应当是特定法律程序的产物。成熟的制度安排是法律规则和程序的集合，引咎辞职的责任主体、“咎”的性质类型、引咎辞职的操作流程均应由法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有关责任事件一旦发生，谁将担负引咎辞职的责任皆有据可查、一目了然。但是，目前除了《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这样的党内法规和一些地方、部门规章之外，官员引咎辞职并无明确、规范、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现实中的引咎辞职依据行政性文件、取决于上级官员意志、按行政惯例执行，具有鲜明的偶然性、即时性和不统一性，是典型的行政性问题，明显缺乏程序性问责所特有的确定性、统一性和可预见性。
引咎辞职是民主政治的特产，官员的引咎辞职是对公众意愿诉求的应答。名副其实的引咎辞职必定建立在通畅的“呼吁—回应”机制基础之上，是民意与政府良好互动下的产物。通畅的“呼吁—回应”机制意味着政府、公众之间的信息共享与充分沟通，一旦有责任事故发生，公众能及时获得真实准确的信息，判明承担辞职之责的官员，并通过公共舆论形成压力，迫使有关政府官员引咎辞职；而政府有关部门亦可依据公众舆论督促有责官员尽早引咎辞职，以回应民意、疏导民情、平复民愤。然而，通畅的“呼吁—回应”机制尚在襁褓之中，信息的相对稀缺让公众难以判明真正的责任人，沟通的匮乏又使公众的意愿和政府的决定往往难以合拍。
在成熟的引咎辞职制度安排下，谁会引咎辞职，应由法律和民意所决定。但在现实中，我们的引咎辞职制度还极不完善，官员引咎辞职似乎不是规范程序和公众舆论作用下的产物，而更像上级组织施压甚至政治力量博弈后的结果，那些决定谁会引咎辞职的主宰力量总游弋在人们的视线之外。如广东兴宁矿难这样“官商勾结、监管不力”引发的特大恶性安全事故，“谁会引咎辞职”的答案依旧只掌握在“知情人士”手中，这正是现行引咎辞职制度存在明显缺漏的明证。由此可见，完善引咎辞职制度，必先从健全法制和信息公开入手；否则，即便问责风暴攻势强劲，打造责任政府这一目标的实现依旧遥遥无期。（26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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