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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圣祥
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数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高达50%。据此，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室主任、教授，中国社会学学会常务理事吴忠民最近在《瞭望》撰文认为，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已经突破了合理的限度8月11日《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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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富差距突限”这样的观点，马上在公众中间引起了共鸣。虽然“合理的限度”只是一个模糊概念，但是显然，我国贫富差距过大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短短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已经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日益严重、超过国际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的国家。
这样的现实状况，虽然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但又肯定不是发展“效率”所必须付出的“公平”代价。不说已经属于“过去式”的富人原始财富积累之“见不得阳光”，单就当下的税赋承担来说，就显得非常不公。早前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是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国家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经济学家称，中国富人的税收负担在世界上是最轻的。
个税最大的功能，除了“增加财政收入”之外，就是要调节贫富差距，平衡二次分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贫富差距突限与个税制度失效是因果相生的。富人和穷人是财富分配链中的两端，要缩小贫富差距，就是要从富人那里分割一定的财富，用来补贴穷人。对此，所谓的财富“溢出效应”或“下滴效应”是不足为凭的，0.45的基尼系数就是明证。政府的税收强制手段才是完成“调节”的最有效方式。
然而，占我国收入或消费总额50%的那20%的富人，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竟然只有10%。这充分说明，个税不但没有实现从富人到穷人的“调节”，相反，这种财富的二次分配还处于一种“倒流”状态中。长期“倒流”下去，只能是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社会贫富差距仍将继续加大。
对比这样的“制度失效”，新加坡的个税政策无疑可资借鉴。新加坡李显龙副总理发布税务报告称，占人口总数20%的新加坡富人交的个人所得税占个人所得税总数的93%，意即：个税基本都是由富人承担。新加坡政府另对市民有各种补贴，其中占人口80%的市民，其补贴和交税平衡后，都有净入账；只有那20%的富人是净出账，2003年富人的平均净出账是4.3万新币。
富人承担几乎全部的个税义务，政府收缴上来以后通过补贴等方式实现对穷人的再分配；富人在纳税活动中付出义务，穷人从纳税活动中获得好处——这才是一个正常而有效的个税“调节”状态。也许，中国公众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期待，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个税制度的归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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