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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借问酒家何处有”的自然经济年代，“问路”与“指路”是属于传统道德构架范畴，但是，在长度用纳米、速度用光年计算的时代，把“问路”与“指路”关系仍归置在道德自觉和公民义务的范畴，只怕终是海市蜃楼。“问路收费”有什么不可以？
首先得说说公共资讯，有人动辄用这个大帽子来责罚政府，的确，一个“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有义务为市民提供及时全面的衣食住行的参考，但是解决公共资讯的矛盾
并不是政府的“专利”，公共资讯服务毕竟不可能覆盖每一个时间节点或者每一个角落。何况，城市信息和问路是两个概念，一般在车站问询的旅客不仅是问路，还经常问一些关于城市的具体问题，无论是城市信息采集、还是打印的问讯清单，都是需要成本的。
最后还有“面子观”和“效率观”的有趣博弈。一提到问路收费，就有人洪水猛兽视之，说是大掉北京形象的事情、是“细节决定品位”的悲剧，可是，我们思考过没有：现代的都市路网复杂，单位林立，随口回答的内容有时候会耽误问路人的行程，这种无成本下的低效率相比低收费下的准确信息带来的高效率——若是当事人，您会选择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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