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老百姓参与改革

　　威权推进的浪漫主义改革时代已经结束，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无法前行，“社会参与型改革”时代即将到来！相关利益主体公平参与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变革的动力所在，其本身就是社会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

　　□ 赵晓 新望

　　新望：以一个新的规则来判断改革，这非常重要。问题是怎样建立这样的体制和机制？这恐怕是新时期改革必须要加以考虑的更加复杂化、配套化的问题。必须要配合社会改革，变革我们的社会组织体制。

　　现在的改革需要更多的法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共同参与，尤其这几年互联网和媒体的发展，公众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对改革起到参与、矫正的作用，去年的“郎顾之争”，把以前在不公开议论的问题摊到了桌面上。这是新的社会改革时代的常态。

　　赵晓：互联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它是非常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这一手段完全可以为中国改革所用。比如，

股权分置改革就与互联网密切相关。促成非流通股改革的讨论主要在网上，形成了政府与市民社会的一场有效对话。最近，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也通过互联网让小股民表决。

　　既然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可以通过网上投票的办法进行，中国其他一些重大事项的改革可不可以在网上搞投票？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形成新的制度均衡

　　新望：政府正在适应这一情况。原来政府对一些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往往定性很严重，处理此类问题缺乏必要的弹性。现在媒体开始把“群体性事件”叫“集体维权”，同时政府也不再把这种事情看作向政权挑战，而是表达利益的方式，这种处理方式非常好，起码是按照毛泽东1956年讲的人民内部矛盾这样一种定性来处理。本届政府处理社会问题更加具有弹性，妥协、谈判的能力慢慢增强，这是走向“善治”的表现。所以说，老百姓作为改革主体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赵晓：“老百姓是改革的主体”，作为一个口号提出来是可以的，但我用“社会参与”这个词汇，是想强调“相关利益者”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

　　对于“制度”，经济学经过了至少三个阶段的认识。第一阶段，经济学家将制度看成是法律法规等正式规则。第二阶段，经济学家(诺斯等)开始认识到制度还包括风俗习惯等非正规制度。

　　在这两个阶段，经济学家都将制度看作是“静态”或至少是相对静态的东西。而现在，前沿的经济学理论对制度的理解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即认为制度其实是利益主体博弈的一种暂均衡状态。换句话说，并没有什么“静态”的制度。制度无非是游戏规则，而游戏规则其实是现实中利益主体博弈的暂时性均衡状态。等到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游戏规则很快就面临重新改写的命运。

　　中国改革的问题是什么呢？威权推进时期的浪漫主义改革我们这里不谈，“内部人主导型改革”的问题就在于强者太强、弱者太弱。改革怎么改，完全由手握大权的“内部人”说了算，弱者没有权利说话，没有地方表达，没有办法参与，这样一来就不能形成有效的利益博弈，而变成了“内部人主导”下的赢家通吃，改革收益由此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的贫富也由此两极分化。这样的改革到一定时候自然无法顺利往前推进。

　　“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有改革之名，但并非“公共改革”，因为它缺乏大众参与，不是在公正、合理的程序下，由相关利益者博弈形成的新的制度均衡。

　　中国改革总的方向是要改变资源过分集中于政府的局面。现在的问题是，“内部人主导型”改革导致从“集权”之中分化出来的权力又集中性地落入了某些人之手，阻碍了改革朝公平、效率的方向继续推进。

　　所以，必须尽快从“内部人主导型改革”转向“社会参与型改革”。回顾

中国经济改革，最成功的其实就是给地方分权，进而形成地方参与的改革竞争。但是我们说这个分权做得很不够，不仅应该把权力下放给地方，还应该把相当一部分的权力下放到社会，下放到企业员工，下放到工会、农会这些组织，让他们能够在制度创新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

　　为此，政府要鼓励建立各种各样的中介组织，比如说维权机构等。我是一个农民，老实巴交，我有没有谈话权利，但我可以委托村委会给我办，委托中介组织给我办，我这样做就像人们寻找律师和会计师来帮助那样简单。如果是这样，改革就会建立在新的程序更加公平的基础上。在这个新的制度创新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就会迎来一轮新的升级换代的改革。

　　其实，改革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有很大的空间，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所有的改革都很难。有些改革当然很难，但有一些改革其实并不那么难。关键是看你是否真的想改革，还是想通过控制改革为自己谋利益。

　　此外，我们还应该推进“创新制度的制度创新”，也就是注重有利于制度创新的一些公共制度的建设。

　　新望：青岛一个考生状告国家教育部，其实就是状告户籍歧视制度……

　　赵晓：这个很好。让所有的问题在法律的渠道内解决，通过公平的方式解决。

　　新望：这一点学界有很大的责任，尤其是社会利益多元化的时候。知识分子站在公正的立场上来批评现实当中不公的现象，站在民众和政府之间，扮演一个第三方改革调停人的角色，也是大有作为。多元利益表达上，作为理论界、学界的人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

　　赵晓：学者参与改革的积极性、学者不同声音的表达需要政府的保护。某个学者写文章批评一家企业，总体上都正确，就一个细节错了。但公司一告这个人败诉了。这样一来，谁也不敢说话。所以，学者对公共利益建言，政府应该提倡和保护，这样有利于社会多元声音的表达。学者们在观点上竞争，顶多就是嘴皮子打打仗，总比逼急了到现实中开战要强。

　　既讲民生又讲民权

　　新望：改革的趋势就是经济体制改革拉动社会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改革越来越向高端走。但高端的改革，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反复、徘徊、循环的一个很长的时段。我想如果说还要搞攻坚战的话，应该向高端改革拓展。

　　赵晓：高端的改革不是一下就能完成的。宪政是个水到渠成的结果。在这之前分权格局的形成、资源和力量的相对均衡、民众宪政意识的形成等至关重要。如果没有这种内在的力量和资源的均衡，没有新的宪政意识，那就只能持续地出现“

霸王条款”，而其他人手里没有任何资源去和人家对抗，只能认命，或者通过颠覆游戏规则来个“鱼死网破”。只有资源变得分散了、权力变得分化了，内部人主导改革的情形才会相应改变，真正的新制度才有可能出现。

　　在体制的高端进行改革，最终当然会改变政府的治理结构。但在治理结构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的情况下，政府管理的改善也是有利于改革的，而最关键的仍然是形成资源和力量的均衡。这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让多元博弈的主体处于相对比较公平的博弈地位，而且尽量保证合理的博弈程序，这同样会改善改革的效率，同样可以改善改革的可接受性，或者说它的合法性、权威性。

　　最近明尼苏达大学的王一江写了一篇文章。文章探讨的是经济发展与政府的关系。他讲政府有三个职能，一个是“无形之手”，这个我们知道，就是政府不管事，市场来管事。二是“扶助之手”，即提供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因为市场有失灵的地方，需要政府帮一把。三是“掠夺之手”，即政府成了掠夺私人财富的工具。怎么样让政府比较好地充当“无形之手”，适当扮演“扶助之手”，防止伸出“掠夺之手”，关键是制约政府的权力，让政府想做坏事做不了。而要做到这一点，核心便是先有资源的均衡，进而走向权力的制衡。

　　新望：在地方，没有多元博弈，只靠一元推动，就算是出发点很好的改革，也会出问题。最近报道山西的吕日周遭遇诉讼，他在改革的时候运用强制手段，有一个人还因言获罪，坐了几年牢。

　　赵晓：改革者改革的出发点或许是好的，是为了民生，但他们没有很好地尊重民权。这样的改革，其成果很难保证。

　　新望：新时期的改革应以民权得失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赵晓：我同意这样的表述：“社会参与型改革”既讲民生又讲民权。

　　新望：也要看到现在改革的复杂性。改革者当初要搬开一个挡路的石头，但是石头搬开以后发现里面的问题更大，石头底下藏着很多未知的东西。改革之初，一个政治家发号召大家来改革，这个理想主义的改革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

　　赵晓：是这样。威权推进的浪漫主义改革时代已经结束，内部人主导型改革无法前行，中国必须进入“社会参与型改革”时代。

　　可喜的是，新一届政府让我们看到中国改革现在有可能进入到以“社会参与型改革”为特征的中国改革的第三阶段。而相关利益主体公平参与的改革不仅是经济体制变革的动力所在，其本身也是社会体制变革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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