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目的间关系及动力 都需要考量

　　程瑞华

　　经过一年多的宏观调控，固定资产增长幅度已有了明显的下降。今年上半年，GDP虽然仍保持较高的增长幅度，但随着固定资产投资增幅的下降，出口的受阻，一些人开始担忧中国经济今后的发展势头，甚至还有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已经出现了拐点。宏观调控使得这样一个问题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何在？

　　无疑，投资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针“强心剂”。从近年我国经济增长数字看，投资所占比重逐年加大。通过对统计资料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经济是明显的投资拉动型的发展模式，是一种靠要素的大量投入的“外延式”增长方式。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

宏观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增幅逐月下降，于是，一些地方开始为今后经济增长的后劲担忧。然而，仔细分析，再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其目的恐怕已不太容易达到。分析表明，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投资效率的边际贡献已经进入到一个下降通道。按照2001-2003年的平均值，中国将GDP的40.5%用于投资，实现了8%的增长率，要提高1%的增长率，就必须有相当于GDP5.1%的新增投资。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资本系数处于上升趋势，这表明投资效率在下降。继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已不可能再带来预期的增长。

　　拉动

中国经济高增长的另一个需求因素是出口。

　　近几年来，我国贸易依存度不断走高，2003年外贸依存度为62%，2004年升至70%，今年这个比例将可能高达80%。虽然贸易占的份额很大，但中国从贸易中赚到的钱并不多。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算过一笔账:因大量承接来自欧美的贴牌生产订单，中国单件衬衫出口的平均赚头仅30—40美分，而欧美投资商、进口商和零售商却拿走了

纺织品贸易90%以上的利润。一家纺织品企业老板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Taibote”是美国职业女性服装品牌，从中国进口的半成品价格包括运费大约是1.41美元/件，在美国制成T恤衫在专卖店售价约38美元/件，中国纺织企业的利润少得可怜。出口加工企业的低利润直接导致劳动工人收入的低增长。在滩涂变成繁华都市的珠三角、长三角，很多工人的工资，10余年间一直被牢牢地固定在每个月600元，仿佛中国经济的增长与这些普通的工人没有一点关系。说白了，实际上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在为国外“生产”福利，这显然有悖于经济增长的目的。

　　综合以上几点分析，消费对经济的推动作用应该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然而，从统计数据看，近年来我国居民收入并未随经济的增长而同步提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9422元，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7.7%。农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实际增长6.8%,城乡居民收入分别比GDP增速低1.8和2.7个百分点。许多年来经济学家一直喊着“扩大内需”，可人们却不大敢花钱，主要因为大部分人工资太低。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援引一份珠江三角洲地区务工者收入的调查时发表感慨，该地区民工的月均工资“只够每天吃四碗炸酱面！”

　　这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而生产？很明显，我们的生产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投资也好，对外贸易也好，偏离这一目的而带来的经济增长，就不能成为我们所需要的经济增长。我们重视GDP，努力提高GDP增长速度，是为了让最广大的人民分享GDP增长所带来的利益，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的福利水平，包括提高就业率，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别。但是，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动就业率的相应提高，不能拉动居民收入相应增加，我们增加生产、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没有完全达到。

　　我国的实践证明，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协调最终将制约GDP持续增长的能力。近年来，我国扩大内需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也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城乡之间、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不均衡，制约了最渴望消费群体的购买力。占总人口近70%的农民仅占全国消费的三分之一，城市中2200多万处于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居民急需改善生活。目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只有30%左右，而投资率偏高，容易引起重复建设、银行不良资产、环境和资源压力增加等一系列问题，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因此，本届政府提出合理调整投资与消费关系，努力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大分配调节力度，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能力，改善消费环境等，是标本兼治的措施。

　　从短期看，就是要继续深化和完善宏观调控，要进一步加大经济体制改革的力度，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改变政府职能，有效实行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尽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减少上述社会经济中的矛盾现象。而从长期看，关于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关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目的二者的协调问题，值得我们仔细考量的方面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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