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荒是个转型期问题

　　本报评论员 南岭

　　台风起，油荒至。目前，珠三角的油荒还未结束。

　　如今，最基本的三个问题似乎也还没能得到合理的解答：油荒是如何发生的？油荒还会发生吗？能否让油荒不再发生？事实上，这三个问题似乎都指向一个答案，那就是政府 管制价格的石油供应体制何时完成市场化转型。由此，发生在珠三角的油荒只不过是体制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典型事件罢了。

　　水往低处流，要让作为商品的石油也这样做肯定很难。如果折算一下北油南运的成本，在全国零售价格一致的条件下，那么华南就成为了油价最低的地方了。既然在油价最低的地方买不到油，也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了。不过，为什么之前没有发生过如此严重的状况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算笔短账，那就是台风的影响；也可以算笔长账，那就是作为油价管理者的政府与石油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变化。之前，由于不是市场定价，这个权利义务关系也很难算得清清楚楚，不过至少也是双方基本满意。

　　但是，一旦其中一个条件发生较大变化，整个机制的运转就有失灵的危险了，何况目前发生变化的条件不止是一个呢。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至少有三个：一是国际原油价格从去年年初的每桶30美元杀到了眼下的每桶67美元以上，涨了一倍多；二是从今年7月1日起，我国大幅提高了原油天然气的资源税；三是石油供应体制开始向外商和民营企业开放。

　　一边是权利不断丧失，另一边是配合油价管制的义务基本没变。原来双方满意的那盘账，现在石油公司就很难说满意了。一些炼油类的上市公司发生了大幅亏损或利润骤减，国有股东和公众股东都有意见。要说服外资股东资源税提高和维持低油价同时存在是合理的，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就是转型期的典型问题：一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另一些条件却还很落后，原有的“计划均衡”被打破了，新的“市场均衡”却很难形成。油荒距离我们很近，不妨看一下稍微远一些的电荒。

　　电荒的起因中不可忽略的一条就是政府管制电价。如果政府既能管电价，又能管作为发电最主要成本的煤价，同时还能限制发电企业的准入，那么形成一种“计划均衡”是很容易的。但问题是煤价首先放开了，各地也在大肆兴办电厂，电价却要求不变，这时均衡就被打破了。所谓的“煤电顶牛”就是这种不均衡局面的体现，问题到现在也还存在。

　　有了经济体制转型这个大背景，再来看油荒就清楚多了。既然是体制正在向市场化的方向转型，那么出现了问题只能归结于市场化的程度不够，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加速改革。如果油荒的时候，病急乱投医，又走回到政府把放开的东西又管起来的思路上去，那就是大错特错了。

　　对于石油公司来说，必须使其逐渐回归到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正路上去。而不是南辕北辙地提倡什么勇于承担社会责任。需要澄清的一点是，石油公司去年取得了很高的利润，但是这个利润的最大受益者不正是政府财政吗？如果眼下的油荒需要有人来承担社会责任，那也应该是财政部门而不是石油公司。政府的账本和企业的账本之间需要有个楚河汉界，这也是市场化转型的题中之义。

　　放眼未来，要形成新的均衡局面，放开油价管制是唯一可行之路。当然，几乎没有一个人会同意从明天开始就全部放开。目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率先采用了出租车油价的补偿机制，这无疑是一种很有市场远见的举措，也是为解决转型期问题所进行的一个积极的体制创新。中央和地方都需要沿着这一思路做更多的工作。

　　可以肯定的是，只要市场化的转型不完成，市场机制继续被扭曲，油荒的阴影就很难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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