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时报：高成本时代到来 中国经济增速受影响

　　本期做客嘉宾：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魏杰

　　魏杰1952年9月生于西安，曾先后获得经济学硕士、博士学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主任、教授、博导，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研究所所长。现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企业战略与政策系主任、教授、博导，兼任全国十三个省市的经济顾问，十五家企业的经济顾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等五家学会的副会长。1991年被评为国家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自1979年起至今，魏杰20余年共发表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20余本。近年来，他的研究重点集中于企业制度创新及企业技术创新的制度保证、企业产权制度与资本市场的内在结合及互动性、企业中货币资本与人力资本内在结合的产权制度体现、宏观经济对企业经营战略的约束性的体制表现等方面，并发表了《新经济与企业裂变》、《中国企业的二次创业》、《资本经营论纲》、《现代产权制度辨析》、《企业前沿问题》、《市场经济前沿问题》、《企业制度安排》等多部著作。

　　影响经济增速的潜在因素

　　记者：近一段时间，经济学家们纷纷在对下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态势进行评析和预测，您能不能谈一下个人的判断？

　　魏杰：人们对下半年的增长可能有不同的判断，我自己感觉如果我们不调整有关政策的话，下半年的增长速度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原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个原因就是企业的投资意愿不高。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高成本时代似乎已经到来，成本上升很快。尤其是在制造业发达的地区，譬如浙江，它的经济投资规模就下降得很快。我估计这一现状可能在下半年还会进一步地显示出来，这样一来，企业投资这一块很可能由于高成本时代的到来而下降，从而导致整个经济增速的减缓。

　　另一个原因则是出口。今年上半年的出口顺差太大，这标志着我们出口自己的能源和原材料过多，而引进技术方面做得不够。所以，我估计国家可能在下半年会通过一定的政策来解决出口顺差过大的问题，想办法扩大进口，适当调整出口，比如高消耗能源和原材料的出口就会有所压缩。所以，我想出口的调整可能会对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影响，导致今年下半年的增长速度下降。

　　第三个原因是房地产。国家6月1号开始实施“房地产新政”，“房地产新政”很快就引发了两个现象。第一个是：开发商在观望，他们在观望下一步该怎么办，所以现在就不投资了；第二个是：消费者在观望，他们老觉得房价可能会大跌，所以现在不买。这两个观望，一个投资观望，一个消费观望，会引发房地产增长速度的下降，同时还会使相关产业的增速减缓，譬如说水泥、建材等行业。房地产业可能在下半年会对整个经济的增长越来越起作用，因此，我估计这就会带来整体经济增速的下降。

　　记者：您一直以来对地方政府的行为研究和关注得较多，这一因素是否也是您作出预测的依据之一？

　　魏杰：是的。我自己观察认为，除了上面提及的三个比较明显的原因外，还有一个就是地方政府的因素。实际地方政府去年主要靠的是城市化，就是扩大城市规模，提高城市档次。去年的宏观调控很显然把地方政府的这一块压下来了。这个影响实际上在前半年并不明显，而后半年就会有所显示，显示出来以后有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整个经济的增长。

　　我国正在进入高成本时代

　　记者：您在分析经济增速可能回落时，提及的首要原因就是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您是从能源和原材料紧张和涨价得出这个结论的吗？

　　魏杰：对，首当其冲的就是能源和原材料方面的原因引发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先说能源方面，能源紧张和价格上升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近几年出现的一个重要问题，而能源又是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一个最基本要素，因而能源紧张和价格上升直接引发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为什么我国近几年能源紧张和价格上升？主要是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以及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因为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化，都必然会引发能源需求快速增加，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当然更会推动能源需求上升。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尽快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我国经济发展重要战略和目标；我们不会改变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更不会不把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作为发展目标，因而能源紧张以及价格上涨是必然趋势，其结果必然会使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再看原材料方面，原材料紧张和涨价几乎是近几年经济生活中的普遍现象，由此引发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有目共睹的。原材料紧张和涨价的背后原因也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及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记者：我们注意到，一些需要政府提供的产品和生产条件近期也在涨价，这些方面的原因是否也在加快高成本时代的到来？

　　魏杰：交通运输和土地、环保就是其中的代表性因素。交通运输紧张和涨价是近几年经济生活中的普遍问题，由此而引发的企业生产成本上升也是企业反映最强烈的一个问题。交通运输中的一些产品虽然属于公共产品，需要政府提供，但政府因为财力方面的原因而不得不进行商务运作，这也加大了企业在这方面的生产成本。

　　除了交通运输外，与政府有关还有一些生产条件方面的原因。我这里讲的生产条件主要是指土地和环保。上地涨价并引起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有目共睹的，环保准入条件的不断提升也加强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我们现在必须注重环保问题，任何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都不能造成对社会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企业开工生产的首要条件是确保环保，先要解决自身的污染问题。企业要确保环保，当然必须加大支付环保方面引起的生产成本，例如加大治理污气、污水、废料等方面的费用支出。因为环保是基本国策，因而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不是直接但间接与政府有关的原因是人力资源价格上涨。人力资源价格上涨是农业政策调整，城市生存条件涨价，以及我们注重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必然结果。例如农业政策调整引发农业收入相对上升，而农业收入上升必须要求非农的务工收入也要上升，从而引发企业人力资源价格上升。推动人力资源价格上升，并由此提高人们生活水平，是我们的经济政策着眼点，因而企业对由此而引发的成本上升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记者：上面您分析的原因大多是国内方面，国际方面是否也有一些原因引发了企业生产成本的上升？

　　魏杰：当然有，国际方面的原因主要表现为国际能源和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压力、反倾销对价格限定等方面的原因。例如随着我国在能源及原材料上更多地依赖国际市场，国际市场的涨价导致了企业生产成本上升，像铁矿砂一次竟涨价70%之多，这无疑加重了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又例如，我国人民升值压力加大，而人民币升值的直接结果就是推动中国企业生产成本上升。

　　总之，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生产条件以及人力资源，再加上国际方面的原因，我国企业的高成本时代已经到来，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认识，从而要有相关战略和政策的调整。

　　企业和政府都需积极应对

　　记者：一直以来，我国企业发展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低成本优势，随着高成本时代的到来，企业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经营战略呢？

　　魏杰：对于企业来讲，应对高成本时代的主要战略措施有：

　　第一，由粗放型增长方式转向节约型经济。包括通过循环经济、能源替代等方式最大限度地节约能源、原材料等影响自己成本上升的生产要素，在节约中应对高成本。

　　第二，将成本优势战略转向技术优势战略。因为低成本时代的消失和高成本时代的到来，就标志着企业不可能再单纯依靠成本优势了，因而企业必须要由成本优势战略转向技术优势战略，注重技术创新，包括核心技术创新和非核心技术创新等内容，我国的华为、海尔、格兰仕等企业在这方面走出了自己独特的路子，值得学习和借鉴。

　　第三，调整产业结构，抛弃那些容易引发成本上升的产品。例如放弃那些高耗能、高污染、而附加值低的产业，进入到低消耗、低污染、甚至无污染，但附加值却很高的产业，推动自身的产业升级。

　　记者：应对高成本时代，单纯依靠企业的努力恐怕还不够，政府在这方面能做哪些工作呢？

　　魏杰：政府也必须通过政策调整，而推动企业顺利应对过高成本的压力。其中主要包括：第一，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企业成本包括生产成本和社会成本，当企业生产成本上升时，政府就应该降低企业的社会成本，例如政府应该通过改革降低企业所支付的各种形式的审批费用等支出，尤其是要解决乱收费的问题，从而高效地为企业服务，使企业的社会成本下降。

　　第二，为企业提供更为便宜的公共产品。例如有些公共产品可以适当地降价，由财政承担一些因其涨价而引发过速成本上升，因为企业已为此交纳了应有的税收。

　　第三，选择时机适当地减少税赋。当高成本时代到来的时候，为了有助于企业的应对，政府可以适当降低税负，因为这样可以变相地降低企业成本。而且，从现实状况来看，我国企业税和费的负担也确实太高，如果说在低成本时代这种状况还可以存在的话，那么，在高成本时代到来时，我们就应该改变这种状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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