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说国会山 中国政府派出美国高手

　　“换位思考”。雇用美国的公关公司在美国国会“替中国游说”，当然比中国人自己的游说——不管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更有说服力

　　□ 本报记者 贾林男

　　由中国策划的“游说公关团”正在深入美国国会，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上月底国务委员唐家旋访美时透露，从今年7月11日起，中国驻美大使馆聘请了华盛顿的巴顿·博格斯公司为自己在美国国会展开游说，每月佣金2.2万美元。

　　在美国宪法的框架下，这种游说非但不会受到非议，反会受到鼓励，被看作“观点的竞争”。

　　社科院研究员张国庆对《财经时报》表示，过去中央政府乃至地方政府也有聘请公关人员到美国政界进行游说的先例，但像这次一样“作为一个常态行为”还是首次尝试。

　　对于美国国会中“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的现状，以及胶着之中的中美纺织品贸易谈判，这一深入美国政治体系的运作，能否带来福音？

　　帮助中国，也帮助白宫

　　中美纺织品谈判仍是一道无解方程。并不复杂的经贸摩擦正逐渐演变成一场微妙的政治博弈。

　　在这种背景下，本次行动的深意得以显现：为中国在谈判中争取主动的同时，也帮助骑虎难下的美国政府减压。

　　白宫近来的举措，使其矛盾心态显露无遗：8月1日，美国纺织品协议执行委员会(CITA)“推迟对中国6种纺织品的设限决定日期”的同时，受理了对中国另外5种纺织品的设限申请；7月，在美国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表示“美方将慎重使用纺织品‘特保’措施”一天以后，中国棉制和化纤制睡衣等四大类产品却进入了特保“黑名单”。

　　言行不一的原因何在？古铁雷斯道出美国政府苦衷：“中国还不能理解美国政府所面临的压力”。言外之意，美国高层对中美贸易的巨大收益心知肚明，但在决策时，国内利益集团的“逼宫”却让它十分为难。

　　由于中国纺织品对美出口主要集中在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南卡罗来纳州等纺织业最密集的地区，实际受进口影响的范围非常有限，但集中度过高也同时导致了参与游说活动的企业更容易达成一致，并导致广泛的影响。

　　今年最新一项调查显示，相对美国公众有59%对中国持友好态度，美国国会议员中的这一比例仅为19%。

　　解铃还需系铃人。

　　对美国“顽固派”进行外交游说，站在他们的立场、以他们的思维方式阐述他们的利益，这种“换位思考”给了我们期待的理由。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赵玉敏认为本次游说“正逢其时”。她在分析本次游说的效果时分析，即使对议员尚难起到扭转乾坤的作用，但对于那些自身利益并未受到损失，但把纺织品作为一个向政府谈判的筹码的集团有望起到“突破”作用。

　　从更深远的意义理解，本次游说可以看作中美政府间的一种“默契”。

　　社科院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何帆认为，此举可以使中美政府制订政策时拥有更大的腾挪空间。“很多时候游说的成效是看不见但最终会摸得着的。”

　　国际上已有先例

　　美国把中国看成潜在对手的事实难以更改。以游说的方式避免对方做出非理性的决策，对中国还是一个新课题。但在国际上，这种方式已通行。

　　上世纪60年代，西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通过游说来影响美国的经贸立法，以此解决因美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而引起的争端。

　　80年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贸易顺差国，为了保持对美国的巨额出口，日本除了通过在美国设立的半官方贸易组织进行游说以外，主要以雇佣美国代理人的方式有针对性地进行“院外活动”。

　　整个80年代，日本以每年4亿美元的游说投入保证了其每年400亿美元的贸易顺差。

　　投入大、针对性强只是日本成功的一个方面，非政府组织在其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其游说的主要模式是“政府支持，企业操作”。

　　美国的公关公司对中国政府的游说，也早已不鲜见。早在2002年8月，Donald Johnson——在中国加入WTO中美谈判中纺织品贸易的美方首席代表，就曾经作为福来灵克公关公司专家，代表美国政府前来中国“游说”。

　　那时候，Donald Johnson拜会了当时的中国外经贸部及其公平贸易司、美大司和WTO局。作为一位民间人士，和中国的官员探讨中美经贸关系，甚至是更加敏感的政治话题。

　　中国行动滞后

　　目前中国商会的作用还局限于“向上”，即把地方企业遇到的问题呈送给国家相关部门。企业对商会的依存度不高，商会也没有专门供企业游说的经费。

　　2003年，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曾在上呈给商务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建议，相关部门专门设立应对纺织品贸易摩擦的“游说基金”。纺织品进出口商会副会长曹新宇向《财经时报》透露，商务部曾表示将“积极研究”，但目前“尚无实质进展”。

　　商务部的解释是，由于涉及到财政部、商务部、外交部等多个政府部门，协调上存在困难。

　　地方力量更值得关注。由于地方行业协会多为企业的自发形成，信息更充分，利益更一致，有着更大的活动能量。

　　7月上旬，在欧盟准备出台对我国打火机设限的CR法案之前，温州、宁波烟具协会及5家打火机企业在国家相关部门的配合下，飞赴欧盟游说，最终迫使欧盟寻找代替CR法案的更好办法。

　　此次雇用美国的公关公司为中国“代言”，无疑也会为频发的贸易按摩注入“润滑剂”。各方人士在认可的同时，期待着更大创新。“我们将密切关注。”曹新宇说。

　　虽然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此举已经“比形势需要有滞后”，但这毕竟是个创造性的开局：让美国人游说美国人，当然比中国人自己的“游说”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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