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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达志
报道说，卫生部正在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其良好用心，相信公众是能够充分理解的。公共政策本来就会有一个反复试错的过程，但问题是，每一个政策方案的形成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路径呢？
从报道看，卫生部的思路仍然是：会同相关部委制定新的医改方案。这跟2000年出台的医改方案的制定路径如出一辙。医改方案的制定，难道就真的只有这华山一路吗？
也许香港的经验值得我们借鉴。香港特区政府于1997年委托哈佛专家小组对当地医疗制度进行调研与评估。1999年，哈佛小组将题为“香港医护改革：为何要改？为谁而改？”这一包含5套解决方案的报告提交给了特区政府，而后者收到报告后并没有简单地从中径选一套作为自己的政策方案蓝本，而是将“哈佛报告”公布于众，进行为期4个月的征询意见。
这个事例耐人寻味。我们下一步医改方案的制定，能不能走出“部委联合出台”这一传统路子，另辟蹊径呢？
长期以来，我们的公共政策出台基本上都由行政大包大揽，其弊端日显：部门利益痕迹随处可见，某些措施不切实际，实际效果南辕北辙，等等。当下的医改困局，很大一部分原因即缘于此。当然，任何改革方案的制定，都离不开相关行政部门的主导或牵头作用，医改方案由卫生部牵头，并无不当。但是，涉及医疗体制重大变革这样伤筋动骨的政策方案的制定，还是应该多发动一点社会力量为好，具体说就是：一要借助“外脑”，二要集纳民意。
所谓“借外脑”，就医改方案的制定而言，就是要充分发挥相关的非政府机构、科研单位和民间社团的智囊作用，参考它们的技术分析和研究成果；必要时，甚至可以委托它们制定建议方案，就像香港特区政府委托哈佛专家小组制定医改解决方案一样。
第二，就医改而言，正确的公共政策，可以增进公众在医疗卫生方面的福祉；错误的公共政策，可能恶化公众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处境。而要形成良好的医疗公共政策，就必须在公共空间进行对话、辩论与合作。只有在官民之间不同意见博弈中达成共识，良好的医疗卫生政策才可能形成。这样的医改新方案，才能获得民间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因此我建议，将来比较成熟的医改新方案蓝本形成后，应该像物权法草案一样，向社会公布，广泛征求各界的意见。
我热切地期望，新医改方案的制定，能够在科学性、合理性、可行性上更上一层楼，能够基本消除“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解决医疗服务的社会公平性差、医疗资源配置效率低等问题。同时，我还希望医改新方案的出台，能够成为良好公共政策创制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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