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共识与中国发展道路理论渊源

　　胡克/文

　　美国高盛公司的资深顾问乔舒亚.库柏.拉莫(Joshua Kooper Ramo)最近在英国著名的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北京共识(Beijing Consensus)”。作为一位西方思想库的成员，虽然他的目的在于为那些他所服务的政府和机构提供政策性建议，但是拉莫却难能可贵的以一种正面的态度看待中国二十多年来的改革和成就，并且认为中国的 发展道路及其模式为全世界那些正苦苦寻求不仅发展自身，而且还要在融入全球化趋势的同时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和生活方式的国家提供了一条新的道路。正是基于这种背景，开始形成关于中国模式的共识，拉莫称之为“北京共识”。在此情况下，拉莫提出了中国道路的若干基本原则或者原理(axioms)。准确的说，这些原则或原理还只是基于作者观察和经验归纳基础上形成的观点。它们并不具备系统性，同时也缺少应有的在理论上的纵深视野。而在我看来，这种理论视野对于拉莫完成他为自己所确立的任务，即阐明一种与“华盛顿共识”迥然不同的“北京共识”来说，却是必需的，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拉莫的文章在国内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讨论。我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来自于西方世界理论层面对于中国模式或中国道路的正面评论少之又少的缘故。这同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国际组织还是企业和民间对于中国改革二十年多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成就所作的实际肯定和赞许形成巨大的反差。人们甚至于把拉莫的文章视为对于中国道路的某种总结。但是在我看来，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这种总结就其在本文中所达到的层面看，还十分初步甚至于粗糙，它更像是一篇时事和观点的综述。拉莫文章的最大意义莫过于提出了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究竟什么是中国的道路或中国的模式。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属于描述性的或者说归纳性的问题，正如拉莫的文章所作的那样。但是倘若要说明中国的道路或者说“北京共识”为什么比“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道路更为有效，那么，人们就不得不深入到中国道路背后所依据的那些基本的社会科学原理和理性基础那里去。这无疑将会导致一场理论探讨，而且人们普遍认为揭示中国模式的成功之谜属于当今世界一个重要的认识领域。显然，这种智力探讨和知识的发现是无法回避的。因为，要说清楚中国道路的正确性，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人类社会的理性原理，远不像总结出这条道路的那些基本特性那样容易。更不像在实践上承认中国道路迄今为止的巨大成功那样容易。考虑到形成“华盛顿共识”背后的那些自由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学说渊源，以及其中所包含的思考人类生活现实和历史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基础，就会愈加感到这场智力努力的难度和它所具有的史无前例的意义。

　　本文并不打算直接就拉莫上述归纳本身的内涵及认识价值作出全面的批评和判断，有兴趣的人士可以直接登录伦敦外交政策中心的网站(www.fpc.org.uk)下载该文阅读并作出独立判断。我倒希望从更为广泛的层面来探讨如下方面的悬疑：作者是在何种历史背景下提出“北京共识”的问题以及他是以何种方式来解答问题的。我认为，对于拉莫解答或者解决问题方式的判断要远比直接关注“北京共识”的结论具有更大的认识和实践意义。它从一个角度告诉人们，对于中国道路或模式的深层理论阐释，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未来具有基础性的价值。只有彻底颠覆“华盛顿共识”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那些引为认识前提的理论偏见和方法论基础，我们才能从根本上确立长远的信念基础并对我们的未来进行真正的理性筹划。同时，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有可能在美国知识分子和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开真正的理性对话。这种对话的目的恰恰是为了理性的提高人类对于自身的认识水平，并且在此基础上调整各自的行为基础和看待对方的方式。总之，按照理性的基础来为我们的行动和未来提供选择，远比仅仅按照国家实力来提供强加于人的行动准则要好的多。人类应当生活在一个更加和睦和宽容的世界上，而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则就是，大家应当运用同样的理性态度来判定和对待事物。

　　提出“北京共识”的历史背景

　　“北京共识”是在中国社会二十多年来波澜壮阔的改革和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关头出现的。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执政党、中国政府和人民克服了转型过程中的种种波折和纷争，始终坚定不移的按照渐进式转型的方式，在改革的同时保持着社会的稳定，在稳定的同时使经济社会获得持续的增长。与改革发动的初始时期相比，在经历了一系列标志性的阶段之后，2004年的中国不仅初步确立了完整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经济，而且也全面融入了全球市场。在此情形下，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已经不只是对于国内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具有意义，而且越来越成为全球产业链重要的一环。由于其日益增长的消费和生产对于全球自然资源市场的依赖，因而成为各大洲主要工业国日益紧密的伙伴，对于拉动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了先前难以想象的作用。今天，就连最保守的西方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代表人物，也无法给中国的成就任意抹黑。谈论得更多的，是未来中国的走向，以及怀疑中国是否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美国霸权的挑战者。与此相对应的，是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及其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所带来的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由于中国因素的不断增加，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时的情况相比较，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重组将面临新的局面和走向。

　　与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相比，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后与中国差不多同时起步，展开国内政治经济改革的前计划经济国家，包括俄罗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以及东欧诸国，加上一直遵循西方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发动改革的拉美国家等等，其经济绩效却始终不如人意。对于那些同中国一样，从前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俄罗斯和东欧诸国而言，由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奉行“华盛顿共识”所安排的休克式疗法所带来的历经十余年的灾难性的经济衰退，至今仍然刻骨铭心。人们观察到，直到今天，这些国家往往还在为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激进改革吞食苦果。在俄罗斯，普京总统迄今为止仍在致力于调整由于激进的私有化所导致的严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经济领域的扭曲现象，以及由于经济寡头们上个世纪攫取财富时的非法行径所造成的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下降。所以，人们不难揣度，当戈尔巴乔夫出席里根的盛大丧礼时，他的内心会怀有怎样的复杂心情。

　　所有这些都同所谓“华盛顿共识”以及整个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难以解脱的关系。回顾二十余年前，当前苏联和中国等一大批国家因为体制滞后所造成的短缺经济等等原因，纷纷走上改革之路时，它们是在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影响和氛围下走向改革征程的。我这样讲不仅是因为在此之前里根总统为了搞垮前苏联所采取的精心的战略安排，而且因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发动的全方位的意识形态宣传。所有这些宣传都旨在将社会主义的理论、信念及其制度妖魔化，所有的宣传都旨在向这些国家的人民灌输空洞而抽象的民主、自由的口号，炫耀美国人民享受着怎样的自由和富裕生活，而全然不顾美国自身历史的演进和阶段性，不考虑前计划经济国家特定的历史条件，不考虑这些国家在面临激进改革的情况下，在国家、个人、制度和社会整体道德等等之间将会发生怎样的一系列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走向和灾难性结果。

　　在这种历史氛围下，前计划经济国家的改革发动者们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被动的甚至于沉重的道德压力之下。经过西方国家系统的和有意识的宣传和战略安排，当然也加上前计划经济家在此之前的意识形态刻板性，走上开放之路的国家很快涌现了一批情绪急躁、自以为是、思想根基非常肤浅和幼稚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些人尽管食洋不化，却在开放之初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一个显而易见的生活常识是，一旦社会上形成了只有改革才能拯救国家的基本共识，那么对于改革的领导者或发动者而言，这既是一件好事，也不可避免的具有其消极的因素，因为这里潜藏着一种很自然的倾向，那就是将现存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人们总是倾向于无情批评过去的制度和历史，倾向于断然的同过去的制度和观念划一条明确的界限。人们不知道，在现实的不满情绪和确立有助于个人自由和民族国家发展目标的新制度之间，还有着漫长的道路要走啊！在改革的初始阶段，相对于那种更多希望顾及历史延续性和客观现实性的改革思路而言，激进的思想似乎具有更大的道德优势，更容易蛊惑人心。革新之路刚刚开始，一切都悬而未决，每个人都开始考虑自己的生存状况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人们更多的是对于未来怀抱着憧憬和企盼，至于未来是什么，人们并未把它同自己本民族的起点联系起来，而经常是想当然的以为，只要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制度上的安排，也许就能像美国人那样过上富裕和自由的生活。然而从常识来看，未来总是只能由特定历史的延续中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对于知识分子这个特殊的群体而言尤其如此。就其生活的本质来说，知识分子的内在精神生活就是批判性的，而这一点也恰恰反映了人类精神生活的特质。任何试图赋予知识分子精神生活以特定界限和桎锢的尝试只能是导致经院学说，导致科学和文化的倒退。而一旦时机成熟，这种批判的能力便会以比平时强大得多的反弹而爆发出来。结果竟然是，由于这种反弹和爆发的情绪化原因，知识分子在这个历史阶段的智力倾向反倒是经常性的违背了理性认识的本质。也就是说，导致了知识分子自身意识的异化。这种异化一方面表现为对于历史客观性的漠视，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对于经过抽象表达的民主和市场经济制度的无批判的接受。

　　可以说，所有转型之初的国家在一开始时都遇到了来自于社会上的批判性的压力，首先就是由于年深日久而形成的这种来自于知识分子的反弹意识。问题在于，这种由于历史的特殊阶段性制约所导致的知识分子批判意识的勃发，同样带有其非理性和非现实的病根。比如说，在苏共推行全面的公开性政策之后，整个苏联过去的历史很快就被势如潮水般的批判所淹没了。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可能抱着冷静的态度对于过去自身的历史作出客观评价。

　　另一方面，转型之初的国家社会生活中却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态势，某种程度上甚至于是盲目的、对于西方社会制度及其学说的无批判的接受。而这一点恰恰是所谓“华盛顿共识”得以在转型国家大行其道的普遍的社会基础。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普遍的社会基础的形成，与转型国家的改革发动者对于历史的不良认知有着根本性的联系。现在可以看出，当初这种不问情由的带有蒙昧性质的接受，同样违背了人类生活的理性主义原则。因为正如中国和俄罗斯后来的生活过程从正反两个方面所揭示的那样，一旦对于我们自身的历史失去起码的客观公正性，改革的行为本身也就必然会迷失方向。当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们统统被卷入对于过去的疯狂的讨伐之中时，历史发展的延续性也就被割断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注定要陷入分裂。国家则需要在一个被彻底颠覆了的混乱社会状态中另起炉灶。由此所造成的一个直接的后果，就是社会赖以进行生产和再生产的基本制度条件的丧失。这种情况注定了激进改革必然会导致经济的普遍萎缩。这种近乎疯狂的想法甚至于也体现在改革发动者之一的叶利钦的思想中。因为在他看来，从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人似乎总是在对于过去修修补补，从来没有达到彻底的改革。显而易见，对于叶利钦而言，他似乎就没有考虑过某种革命性的颠覆给民族国家的总体发展所带来的损害和代价究竟有多大。他甚至已经不可能尝试性的设想，有没有某种途径可以在不断解决发展问题的同时，保持着历史的连续性，从而不至于给社会造成过于激烈的震荡，从而不至于造成俄罗斯历史上整整一个年代的停滞。须知，正是这十余年的倒退和停滞彻底改变了俄罗斯在整个世界格局中的位置。当然，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可以有两个不同的观察角度，并且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一方面，对于我们来说，考虑到苏联后期的霸权性质，前苏联的解体及其超级大国地位的衰落本身并非完全没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从同样面对着民族国家总体发展任务的角度来看，按照“华盛顿共识”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安排的改革道路最终被证明是不符合转型期国家实际情况的。因此，必须对此在理论上予以清算。

　　总之，所谓“华盛顿共识”曾经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被作为灵丹妙药得到了大多数转型国家的知识分子和激进改革势力的追捧和实施，它在本质上所反映的则是以美国为其代表的西方意识形态对于转型国家乃至于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具有的强大影响力或曰软实力。但是，二十多年后，由于中国渐进式改革和发展道路在实践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影响，对于这一道路的广泛赞誉和大多数转型国家人民和舆论对于曾经给他们带来深度经济衰退和社会灾难的“华盛顿共识”的讨伐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拉莫的“北京共识”就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且不说是否存在这种共识，也不用说作为正面临各种严峻挑战、全神贯注于自身改革和发展的中国不会去输出这种共识。但是，厘清二十多年来主导中国的改革和进步背后的那些基本的理论渊源，是极其重要的。然而，当拉莫善意地提出“北京共识”的基本原则时，他真的给人们提供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正确的方式吗？

　　“北京共识”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拉莫的文章中有一个自始至终引人注目的特点，这就是拉莫在解释“北京共识”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物理学概念、术语甚至于物理现象的解释和类比。倘若仅仅是为了类比的需要倒也无可厚非，但是问题在于，对于拉莫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如此特异，以至于你完全无法在通常的学说或者理论范畴内予以解释。拉莫经常谈及中国模式的创新性及流变性，谈及在这种情形下给与理论概括的不可能性。他说，“中国的新的发展路径受着这样一种期望的驱使，即它试图获得一种公平的、和平的和高质量的增长，以及批判性的话语，它彻底颠覆了类似私有化和自由贸易这样些传统观念。它是如此灵活以至于无法将之归类为某种学说”。

　　拉莫经常强调这样一种特殊性，即中国的经验充满了灵活和变易性，你很难对此进行概括。中国的发展是如此令人眼花缭乱，如此迅速，以至于你刚刚试图对此予以概括时，事情本身又已变得面目全非了。

　　拉莫提出了“北京共识”，不过拉莫却是以一种非常特异的方式提出该问题并试图予以自圆其说。人们几乎不能将拉莫的文章按照惯常的方式归诸于经济学、社会学或者社会哲学等等任何一门学科。拉莫的文章开篇不久就谈到了方法，但是他所谓的方法似乎同任何意义上的社会科学方法都缺乏关联。倘若说拉莫所谓方法所指的就是他引为中国经验第一原理的创新原则，那么，这个概念用在此处不仅语义十分含混，而且创新这个原则至多就是对于中国经验的某种概括。他似乎是想借此表明，中国在处理转型发展问题时从不因循守旧，同时也坚决抵制任何现成说法或现成经验。无论它来自于马克思主义，还是来自于“华盛顿共识”。然而，事实是，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转型发展实践之所以能够保持改革和发展的同时并举，其中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不断向社会生活引入革新理念的同时维持了社会的稳定。之所以能够在社会变动如此剧烈的历史时期内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就是因为在变革的同时避免了社会的分裂。而为了避免社会的分裂，转型过程就不仅意味着新制度因素的不断形成，同时也包含了对于过去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长期实践过程所固化了的制度因素的合理继承。如此来说，创新和继承恰恰是中国道路的不可或缺和不可偏废的两个方面。假如这种情况属实，那么，又怎么能够将创新原则绝对化呢？至少这不是中国模式的真实描述。事实上，假如说到不顾一切的创新的话(只有这种不断创新似乎才确实可以导致令人眼花缭乱的后果，然而这是对于社会变革和社会生活的真实描述吗？就如同拉莫感觉到的那样？)，那么，前苏联和俄罗斯的转型实践也许更符合于这种概括。因为那完全是推倒重来，或者用人们通常喜欢的话说，是社会生活和国家制度的重新洗牌。

　　在拉莫的文章里充斥和借用了众多的物理学词汇与概念，但是由于拉莫未能将这些泊来词汇的上下文关系阐述清楚，加之在这里他又不得不正面描述大量的社会科学问题和经济学概念，因此，整篇文章表现为物理学词汇和社会科学论证的奇妙拼积。在通常情况下，在有关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本质分野已经非常清楚的今天，在阐述社会领域问题时运用自然科学的词汇和概念更多的是出于比喻和比较的目的。但是在拉莫的文章里，这些物理学词汇和概念所欲起的作用似乎不是如此简单。它们似乎是被拉莫用来表明一种万不得已的选择。或者说，是因为在拉莫看来，通常的社会科学和经济学概念和词语根本不能用来描述或解释中国迅速发展的现实，因此，需要借用这些物理学的词语和概念来弥补这种社会科学概念手段的不足。问题是，即便这种情况是真的，那也需要我们去按照社会科学的规范来创造新的词汇和概念，否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甚至于适得其反。由于拉莫未能将这些用语的作用加以明确的限定，加之他未能澄清这些上下文之间的联系，因此，这些词语充其量就成了一种点缀，一种奇怪的没有内在关联的不同学科知识的拼图。对于外行人来说，这种做法徒增了阅读的困难和莫测高深的怪诞。对于内行人来说，由于这种文体的杂乱造成了拉莫本人不能连贯的叙述他的思想并予以合理的展开，因此，除了假定作者本人都没有将某些事情弄清楚之外，唯一的明智选择就是绕开这些大段的物理学描述不读。而这样一来，本文的逻辑性和内在的走向又变得荡然无存。

　　也许最能用来说明拉莫为何通过如此文体来阐述他提出的“北京共识”的，是他对于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引用。本来，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所欲表明的，是现代物理学在深入到量子层面的研究时，由于研究者或实验者即主体的作用和因素的存在，导致了对于经典物理学那种客观知识的修正。但是，拉莫借用测不准原理的目的，似乎更主要的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的发展太快，快到你来不及思考它时，它又变得面目全非了。除此之外，还有拉莫所谓“中国的复杂性、不可穿透性、它的经常性的自我保护性的欺骗”(这都是些什么话！)等等，不一而足。看起来，拉莫经常连自己都被他的这种文体弄得十分糊涂以至于经常迷失方向。比如，似乎是由于这种迅速变化的不可捉摸性，他一方面说由于变化如此之快，“北京共识”因此具有足够的灵活性，这使得它几乎不能被归诸于一种理论(然而，这还有共识吗？)；另一方面，他又不自觉的写道，这种飞速变化的形势比任何情况都更能说明，需要为认识中国建立新的概念。至于其他地方，可以随便找到例子来说明拉莫借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原因。诸如，中国变化如此之快，快到你不能用笨拙的过时的语言来描述。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不能跟踪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奇怪)。以前用于讨论中国的语言已经不再适用。中国的变化速度表明它不是表面上的那样，它不能被简单归纳，因为它已今非昔比(仅仅因为今非昔比就不能被归纳？糊涂！)。中国不存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纯粹是直线性的思维方式！照此说法，美国也不存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情况。而理论研究总是从某种前提出发，因而是从某种抽象出发，这使得它与实践保持差别，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理论的价值)，因此它摧毁了传统的分析方法。如此等等。简言之，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位在大胆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课题即北京共识的同时，因为知识和方法不敷运用而被弄得困惑不堪的西方知识分子的内心独白。而困惑的根本就在于，那种根深蒂固的非此即彼的形式逻辑思维方式根本不能用于展开中国发展道路的过程描述，更无从对此过程予以深层的理论阐释。

　　这种相互缺乏协调，在作者固有的思考方式和现实所产生的冲突及困惑的背景下所产生的特定的奇妙文体，使得作者经常性的不顾社会科学文本写作应予遵循的基本范式。以至于在某些地方，甚至于连文学意义上的修辞和隐喻都被拿来说明问题了。比如说，为了描述中国人如何适应变化本身，作者写道，中国人不断的倾听变化的声音，他们有时发现，正是声音的消失，也就是寂静反而是最大变化的前奏(是这样吗？倘若如此，那么那些准备赌人民币升值的人士完全可以凭政府的有关声音是否消失来决定取舍了)。

　　尽管如此，尽管存在如上表明的问题，我们还是可以在阅读本文时经常为作者的机敏和恰如其分的比喻和概括发出由衷的赞许。比如说，当拉莫认定现今的中国人不仅推动了变化，而且也学会了适应变化的时候，他无疑是正确的。当他在批驳华盛顿人士认为中国共产党由于中国的种种变化而行将崩溃的时候，他正确的指出了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大多数变化的始作俑者。而他在描述中国共产党如何适应变化时借用的比喻，说中国共产党如果有问题的话，那问题就在于它患上了多动症时，读者会因为这种精妙的比喻而叫好。

　　问题在于，拉莫有关中国问题的论辩以及他的论辩方式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远比其归纳结论更为重要的认识方法和解释框架问题。在我看来，人们只有高瞻远瞩，正视和认识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进行真正的对话。同时，人们只有在社会科学范畴的可理解性和可通约性的基础上，才能够真正对比和判断不同转型模式在认识上的基础和价值上的优劣。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才不会绕开问题的核心所在，不会荒唐到将拥有十三亿人民的大国实践仅仅当作一种特例来加以对待，或者借故变化太快无从概括而求助于物理学的概念和方法。否则，人们将永远无法澄清，假定确实存在着“北京共识”，那么在它和“华盛顿共识”之间，究竟存在着哪些类同和差异，二者的社会科学基础有什么区别。只有澄清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成功的人类实践才能获得其真正的认识上的根基，才能具有人类社会实践意义上的普适性价值。只有在具备这些普适性价值的基础上，中国模式的延续性及其未来发展方面的巨大潜力才能够得到全面的认知。须知，当美国政府动辄挥舞对别国制裁的大棒时，它所利用的恰恰就是所谓的具有普适性价值的理由，比如说人权。当美国和中国的公司之间迎来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商业贸易时，当美国民间和政府因为美国对于中国的贸易逆差而屡屡引用反倾销条款时，中美两国的公司似乎都会引用同样的概念来沟通，或者至少是在为了达成某种一致的规则而努力，以便在公平原则的基础上达成谅解或和解。那么，为什么在涉及到发展模式的问题时，美国的市场经济就一定适应着一定的社会科学概念体系，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只有借用物理科学的概念加以隐喻而不能得到理性的说明呢？中国模式的这种“问题处境”向我们表明，拉莫这位对于中国模式抱着肯定态度的西方人士，在他怀抱善良愿望的同时，在他论辩中国模式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意义时，就其方式而言，采取了绕开问题本质的做法。然而，恰恰是由于这种本质上的回避，它有可能使我们踏入一种陷阱，导致中国模式的理论说明远离社会科学的平台，导致正题和反题之间缺乏基本的科学上的可通约性，导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导致无法判断渐进式改革和休克式疗法之间的对错和优劣。

　　在拉莫这里所出现的本质回避并不是偶然的。现在已经有一些论者开始谈到美国作为当今唯一的超级强国软实力的下降问题，而这种软实力的核心，其实就是指的一国体制本身及其对于变化的适应性给与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从而使得那些运用这种体制和发展模式的国家能够在短期内快速走上发展道路，这就使得这种体制和发展模式具备了制度上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这种制度优势又体现在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科学体系中并借此得到表述，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和媒介传播影响着其他国家的道路选择，从而形成此类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而言的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霸权”。人们知道，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走上改革和转型道路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美国就是因为掌握这种所谓“话语霸权”影响了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制定或道路选择。你很难说美国政府对此拥有一整套经过精心安排的战略和策略，因为我们并不掌握其中的内部情况。但是，美国政府确实通过其具有巨大影响力和控制力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等国际组织有效介入和影响了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领导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转型的方向。除此之外，那些直接掌握着此类“话语权力”的哈佛大学及其他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教授们，则成了前社会主义国家炙手可热的顾问人物，成了在实践中落实“华盛顿共识”和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领军人物。因此，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要求那些当初竭力推行“华盛顿共识”的国际机构和权威们部分地为这些国家随后近十余年的经济衰退负责，要求澄清在全球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引人注目的一段历史现象背后的理论渊源。在这段时期内，一些转型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原理，大规模的通过国家改革政策的制定，推动了旨在私有化和民主化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迅速变革，而其结果，几乎无一例外的造成了这些国家经济在随后十余年内的深度衰退。

　　然而，这种理论渊源的清理看起来并不顺利，或者说，始作俑者并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动力来对于一度显得十分霸气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予以反思，以便探讨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出了问题才导致实践中的负面后果。这里显然必须面对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难局。假如说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说不能被照搬到转型期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实践中去，假如这种照搬只能导致糟糕的局面，那么，这些理论或原理就不是解决后发国家现存问题的良药秘方。而这些理论和原理要么在什么地方出了错，要么就是用错了地方。无论如何，都有必要对于这些理论和原理的哲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予以检讨和反思。但是，这样一来，又必然超出通常所谓纯学术范畴，因为它直接涉及到“话语霸权”的问题，涉及到美国式的单边主义的形象和影响力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原因，我们很难看到来自于哈佛大学、其他美国学术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于那段理论运用于实践的历史所作的深度反思，而更多的则是对于那场试验结果的失败性结论和描述。人们倒是在类似于科勒德克这样的前波兰政府副总理对于那段历史的痛心总结中(见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后社会主义转轨的政治经济》)看到了这种理论清理的必要性。

　　事实上，真正阻碍拉莫对于他所认可的中国改革和发展模式进行经济学和社会科学意义上的本质探讨的，看起来主要是作者本人专有的知识领域的局限性或者专业性质，如果还有别的什么原因，那也许就是他在不知不觉中已经习惯了的思维方式。但是，不知道拉莫认识到没有，在他归纳和认同中国模式的同时(且不论这种归纳是否全面)，实际上已经暗含着对于美国式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基础的撼动。确实，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和政治学说这样些构成西方意识形态基础和核心的范畴而言，要澄清它们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错，或者是在不适宜的情况下由于某种冷战的意识形态需要用错了地方，都绝非一件简单的事情。这不仅需要理论上的勇气，而且需要通晓和掌握这些庞大的知识体系的核心，以及它们的思想方式和社会科学基础。因为迄今为止，后发国家和民族一直是在仰仗这些体系为其民族国家的发展提供现代性的知识和人才，所以你很难摆脱这种历史性的窠臼和制约。至于我们，似乎还要加上中国知识分子所特有的谦虚和美德。上百年来，中国人一直在做着西方人的学生，因此，倘若在老师那里出了什么错，那至多也是老师自己的事情，作为学生是无权质疑的，或者说，根本就怀疑自己从事质疑的能力。但是，这种知识和精神领域内的鸿沟一日不除，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涵和知识品质就一日难以走在世界前列。更为重要的在于，对于二十年来中国道路的反省及其社会科学基础的探讨，事关中国道路的未来走向，事关中国道路的内在品质是否具有普适性的基础。这些普适性的基础，绝不可能通过物理学概念来建立，而只能通过社会科学本身的范畴体系来建立。仅此就可以说明，对于旨在走向全面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民族国家而言，不仅在经济发展的水平和技术进步上面临着繁重的任务，在社会科学的重建和发展上，同样面临着十分繁重的任务。

　　我可以从别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中举出一个例子来映证此处的判断。钱颖一曾经指出一种现象，虽然中国的转型在九十年代末已经产生引人注目的经济绩效，“中国的改革经验依然被视为向市场过渡的一个‘异端’。主流经济学对此未能进行深入而准确的思考。例如，世界银行的1996年发展报告就没有将中国列入深入考察的对象，关于中国的一些分析没有放在报告的正文中而是放在了一些简短的讨论中”(见胡鞍钢：《中国走向》)。钱颖一意识到，中国的道路存在明显偏离主流理论(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和政治学理论)所设计的路径之处，例如，缺乏完善的市场自由化、私有化、私有产权和民主，在主流理论看来，缺乏这些因素，改革不会成功，而中国路径和它的高增长似乎对这些“传统智慧”提出了挑战。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钱颖一还是没有尝试去怀疑和撼动这些主流规范理论的核心和基础，而是选择“首先从实证角度而不是规范角度对中国经济作出深刻理解”(见胡鞍钢：《中国走向》)。而在我看来，现存的所谓规范理论本身就恰恰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它们的现有解释框架和认识方法根本不能解决在一个动态的历史时期内，在民族国家遭遇制度和社会结构不断重铸和更新的时候，如何培育新兴市场并鼓励竞争，与此同时保证社会的稳定和协调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探讨中国模式的理论渊源

　　“华盛顿共识”实际上是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社会和国家的成熟状态下的政治和经济模式的抽象表达照搬到转型国家和其他后发国家去的一种系统化的尝试。这种尝试当初之所以为如此多国家广泛采纳，并不是因为这种制度模式揭示了这些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内在需求，毋宁说只是在富裕的美国生活方式的耀眼示范下，在美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有意识的影响和支持下，在诸如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政治家的的自毁行径主导下，在转型期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公众的急躁情绪和不明真相的情况下，所展开的一种模式照搬的大规模的国家和社会体系的改造。这种在革命的炙热氛围下所进行的系统化的社会改造，虽然涉及到千千万万男男女女的命运，竟然同它们所依照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经济教义一样，往往是以一种极其简单化的和粗糙的方式展开的，以至于在所有受其影响并按照激进方式进行改革的国家，在某些评论家的眼里，它已经成为愚蠢和无知的代名词。历史将会记住这一段发人深省的故事。后来人将会发问，在冷战后期面临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的改造时刻，知识分子和公众、政治家们为什么忽然间转而采取了另外一种极端的和僵硬的自毁行为，而全然不顾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种种现实处境。人们会叹息，在某些历史场景下，人类的理性是何等脆弱，他们的智慧又是何等容易被集体操纵。

　　基于上述基本判断可以合理的引申出如下的结论：人们不可能在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政治学的范畴内来探讨和澄清中国模式的内涵，并且在此基础上对于渐进式改革和休克式疗法作出比较和判断。因为在“华盛顿共识”以及作为其理论渊源的社会科学基础那里，从来就没有为转型期民族国家究竟如何采取行动才能保证发展，才能合乎社会结构变迁的内在机理提供任何解释和理论依据。毋宁说，按照所谓“华盛顿共识”进行的一系列制度上的重新安排，不外乎是一种强词夺理的、强加于人的机械的和僵硬的模式照搬。一个典型的证据是休克疗法的推崇者在谈及为什么必须采取激进行动时所提出的比喻，那就是，人不可能分两次跨过沟，你只能一步跨过去。仅仅凭借这种简单化的比喻，哈佛的教授就轻松回避了在转型国家的出发点和目标模式之间巨大的历史过程性问题，回避了民族国家在面临发展这个总目标时，在制度改革、社会结构再造、社会整体、个人和人类自发行为等等一系列复杂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这些相互作用的方向问题。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发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面临自己还不甚了了的过程性问题时，完全采取了漠视现实和理论上不诚实的态度。难怪在俄罗斯有人称其为一群冷血动物。相形之下，象斯蒂格里茨这样的著名经济学家倒是抱着非常谨慎和现实的态度。他认识到，现有的经济学知识尚不能令我们了解制度转型中的过程性问题。因此他一再提醒转型国家的人们，不要轻易相信那些简单化的经济学模型，更不要被它们弄昏了头脑(斯蒂格里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

　　人们通常以为，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属于纯粹的经济学意义上的课题，而且现实生活似乎也表明，经济学家们在这个过程中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他专家的作用。不过，这种情况只能说反映了事情的一面。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在社会整体运动方面人们掌握的知识还非常有限。事实上，从计划经济体系向市场经济体系的转型涉及到转型国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远远超出了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为了了解这个过程的真实情况，人们必须深入了解一个既定社会各种因素之间在被引入制度改革时所发生的复杂的相互作用，必须拥有基本的尺度来判断这种相互作用的趋势。然而，经济学和政治学本身的问题视野却限定了和决定了，它们不可能解决在这些根本性层面上发生的问题。

　　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正题，也就是中国模式的理论渊源问题。拉莫对于“北京共识”的总结基本上限定在对于中国模式表面上的某些行为方式的归纳，但是人们不应当因此否认其对于理解中国模式所具有的启发价值。另外，拉莫的“北京共识”所归纳的也超出了纯经济的范围，它同时也包含了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等等方面的内容。拉莫在探讨中国模式时采取的行文方式更像是一篇时论或综述，这使得他难以对于如此重大的当代课题作出符合社会科学规范的系统阐释。然而，对于拉莫现象的分析的确向人们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那就是，在可比较的意义上阐释中国模式的社会科学基础，是一个具有本质性和普适性价值的当代课题。这种阐释不应当选择撇开构成“华盛顿共识”的那些社会科学基础的方式进行，而是应当基于真理愈辩愈明的方式进行诚实的、严谨的和批判性的探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将导致“华盛顿共识”一再失误的基础性原因揭示出来，才能够说明，中国模式是否具备持久发展的生命力、它的原因及其所面临的真正挑战是什么。

　　问题的这种提法意味着，澄清中国道路的理论渊源是一项涉及到社会科学基础问题的系统工程。正如同斯蒂格里茨要求人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和形形色色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一样，人们也必须在中国道路的实际过程和实践层面与这一道路的理论描述和理论阐释之间作出明确区分。中国二十多年的制度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是在不断的摸索和试验的过程中逐渐走向自觉的。随着持续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随着经验的积累，变革本身也变得越来越自觉，改革初期经常发生的困惑和疑虑也越来越少。反映在政治层面上，则是作为过程主导者的政府行为显得越来越自信，越来越有的放矢，越来越未雨绸缪。中国道路如今已经发展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已经具有了巨大的内在扩张性，这种扩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惯性，并且在实践上表现为越来越有序和有机的展开。而正是这种有序和有机的展开为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构成持续发展的社会基础。在改革的初期往往是变革的阻力和变化的不可预测的走向困扰着人们，如今变化本身已经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对于变化的适应性和期待，一定程度上再加上可控的安排，已经成为个人、企业和政治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并且成为进一步发展的动力。

　　然而，民族国家实践生活的这种新的阶段性特征同它的理论描述和理论表达之间却存在明显的不平衡。理论远远落后于实践。比如，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理论性的综合能为我们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说明由僵硬的计划经济制度向具有内在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渐进式的转型方式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尽管在实践上这已经是国际社会大多数人的共识。还没有系统化的理论向我们表明，渐进式转型之所以可行，是因为这种制度的转型在伴随发展的总体压力下，事实上不得不考虑到社会结构再造和人与社会关系再造这些复杂过程必然遇到的某些规律性制约，这些规律性的制约恰恰是民族国家旨在发展的经济和政治革新过程不可逾越的客观现实。因此，我们需要来自于哲学、社会理论、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说等等

　　学科的系统化的探索，因为只有这种系统化的探索才能在总体上和局部向我们揭示转型发展过程的内在机理。而不同转型国家的转型历史实践和经验一再表明，这种内在机理显然存在着。它们不仅在客观上存在着，而且在实际上也构成我们不能任意妄为的试金石。

　　这种探索必然是全方位的，涉及到社会科学各个领域的事情。比方说，这种探索必然要重新考虑和认识社会理论的某些基础性问题。在这些基础性问题中，有一个看起来距离转型实践十分遥远，但是实际上却构成我们考察转型实践规律性制约的基础的，就是个人与社会之间基本关系的本质，以及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现实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调整和所受到的制约性分析。考察这种基本关系的性质和哲学规定是十分重要的。这是因为，当我们试图去为个人自由这个在当代被炒作得沸沸扬扬的观念在民族国家的实践生活中定位的时候，人们不能不考虑到自由观念在价值上的地位与它在现实上的可能性之间的区别。不顾一切的推动自由主义是当代转型国家历史实践中所有政治盲动和激进势力的观念基础。然而，当我们深入的考察个人与社会的相互关系性质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演进以后，我们发现，一旦我们将这种相互关系的调整置于民族国家总体发展的现实过程予以考察，就会发现，个人自由的内涵和条件都是历史的限定了的。结果发现，政治盲动虽然能够逞一时之强，却只能为少数精英人物牟取最大化的利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政治热情冷却之后才会发现，这种政治盲动实际上总是导致大大延后个人自由的实际获得。

　　因此，关于中国道路理论渊源的探讨自然而然的要牵涉到有关人的本性以及人与社会相互关系性质的哲学规定。不仅如此，由此出发，必然要涉及到一系列有关人的社会存在的规定性，社会运动的基本机理，以及在一定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水平上，对于发展的选择和制度调整及变革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系。这些社会科学基本问题的探讨甚至于必然会延伸至一些更为基本的关系命题。比如说，我们必须对于人类生活的某些基本倾向进行深入的思考。这其中包括诸如人类行动的自主选择特性同社会存在和社会运动的规律性制约之间的关系。在更高的和更加抽象的层面上，人们还不得不考虑到社会生活领域同自然界的区别，考虑社会生活领域规律的特性问题。如此等等。

　　我必须强调指出，所有上述必须探讨的领域以及相应的问题并不是我国社会生活所独有的。恰恰相反，它们构成整个人类在考虑我们的生存现实时不得不一再考虑的问题。只不过是，中国二十多年来的转型发展实践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可能性和要求，使得我们能够在一个新的历史水平上更加深入的思考这些问题，澄清在这些具有悠久和丰富的历史积淀的问题上(西方国家构成了这些历史积累的绝大部分)的种种是是非非。这种思考同样是对于整个人类的思考，这种思考所暗含的社会关怀因而也必然是对于人类群体的关怀。可以说，当代人类的生活现实使得对于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醒历史性的赋予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应当不辱使命，为了这种知识的进步和推动人类理性的发展不懈努力。历史是这样写就的，当代国际关系现实在赋予美国以强权地位的同时，也使得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太过自负而缺乏反省。在美国到处干涉，通过强权甚至于武力来推行其意识形态理念的同时，也使得它经常性的违背和远离了基本的人类理性原则。在这种情况下，理性认识的进步和探索，开始逐渐的由美国转向别国，由西方转向东方。从总体上看，美国政府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宰不发达国家的话语权，而二十多年来的各国政治和经济实践证明，美国政府常常犯错。但是，尽管如此，霸权位置却使得它的自负心态越来越膨胀，因而越来越成为其历史的包袱，成为一个民族精神进步的无形中的桎梏。

　　正如我在前面所指出的，所有这些旨在对于中国道路理论渊源的探讨不可能不同构成“华盛顿共识”基础的那些社会科学观念发生碰撞。这是很自然的，同时也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比如说，在哈耶克上世纪早期对于那种全能的计划经济思想基础和社会乌托邦提出一系列反驳的同时，他也带动了一系列社会科学认识的发展，因而也带来了人类对于自身认识的进步。然而现在看来，在哈耶克的思想体系里，显然存在一些致命的错误。这些错误由于构成当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础性方面，因此，当处于转型期的民族国家以这些成问题的理论作为指导思想和制定政策的依据的时候，注定了要为此吞进苦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会在我的《通往繁荣之路》一书中对此予以更为详细的论述。而在这里，为了上下文的一贯性，只须指出其中的一点。哈耶克在正确的反驳了全能认识的可能性的同时，却彻底否定了对于社会和整体认识的可能性，他甚至于否认这种关于整体性知识的存在。哈耶克的个人自由主义方法论原则从逻辑上就彻底关闭了通往更深刻的社会和社会运动认识的大门。这一点也可以部分的用来解释，为什么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为转型国家提供“药方”的那些自由主义经济学权威们，几乎没有一个人能够就转型国家制度转型的过程性问题提供相应的有价值的知识。而我们知道，恰恰是这一致命错误导致了实践上的一系列恶果。

　　200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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