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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扬子晚报报道：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近日表示，目前，全国各级政府统计内的预算外收费高达5000亿元，统计外的预算外收入至少3000亿元，两项相加即超过8000亿元，而这些绝大部分来源于政府乱收费和乱罚款。
怎样看待这8000亿？表面看是一个数字概念，于是很容易当成是一个经济问题，进行判断时则主要从经济的角度，例如是收得太多了、还不够多等等。笔者以为，对这8000亿首先应进行的并不是经济判断而是道德判断，理由是：乱收费、乱罚款的要害是一个“乱”字。所谓“乱”，要么是没规矩地乱来，要么虽有规矩却明知故犯，其实质是行政权力的滥用，甚至是以权力为依托的变相抢劫或敲诈。也就是说，因为有关部门手里有权，钱不够花了或想多发点奖金了，便可以乱收费、乱罚款。偷盗、抢劫者，大凡也是因为需要钱，虽然赃款赃物数额大小是量刑的重要依据，但人们对其首先进行的是一种道德判断。假如对8000亿首先进行道德判断，便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数字之大小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的道德实质。即使把8000亿的数字减小到4000亿、2000亿甚至更小，所表达的还是同样的社会现状，“乱”的实质不会产生任何变化。
国民经济综合税费负担过高、企业和老百姓负担沉重等等，虽然可作为遏制乱收费、乱罚款的充分理由，但所进行的仍然是“经济判断”，算的还是经济账。至于“吃皇粮”人员快速膨胀、地方财政困难等等，毫无疑问更是经济账。用“经济账眼光”看待8000亿，难免陷入误区。如果能对国民经济综合税费负担、企业和百姓负担也建立起一种道德判断思维，便可得出以下看法：假如经过民意测验、科学论证后认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国民经济综合税费是应该高一些，企业和老百姓负担是应该重一些，且通过法律途径予以确认和执行，那么，即使再高一点儿，企业和百姓也无话可说，甚至出于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主动承载更多的负担；假如并无上述客观理由依据、并无必要的法律程序，即使国民经济综合税费不高、企业和百姓负担不重，一丝一毫的乱收费、乱罚款同样也不能容忍。
减少财政供养人口、建设廉价高效政府的目标之所以一种未能奏效甚至在某些地方适得其反，其症结大抵也在于一种长期的经济账思维，例如近些年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通过财政经费的制约而迫使基层政府机关紧缩编制、减少人员。事实证明，只要政府有关部门手里仍然握有收费、罚款的权力，只要某些人仍然享有乱收费、乱罚款的行为空间，“吃皇粮”的人数就永远难以减下来。
在过去的许多年里，一个重要的、流行的理念是“算政治账”，于是导致了很多违反基本经济规律的荒唐和严重的浪费。如今是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年代，算账的方法似乎完全被颠倒了过来，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极端，例如用经济账掩盖道德账、政治账。看来，算政治账完全可以适当地“旧为新用”，或把它与算道德账一并纳入人们的基本思维，形成一种更加客观、全面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判断标准体系。例如，算算乱收费、乱罚款给党和政府形象造成的巨大损失，给整个社会道德环境造成污染的损失，算算若干年来因乱收费、乱罚款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所支付的高昂的社会成本。甚至还要算这样一笔账：虽然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乱收费、乱罚款，虽然企业、百姓对此早已深恶痛绝，但政府有关部门凭什么就那么心安理得乃至变本加厉，他们所付出得道德成本、政治成本与经济收益之间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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