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石油巨头何去何从

　　中海油在向优尼科发出收购要约过程中表现出的志在必得，实际上暗示了世界石油产业竞争格局正在发生悄然而重大的变化。那些长时期称霸全球的跨国石油巨头们正在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文/Ivo J. H. Bozon, Stephen J. D. Hall, Svein Harald Oygard

　　从表面上看，对于石油行业来说，没有比当下更好的时代了。需求迅猛增长，全球供给紧张，将油价一路推升至历史高点，至今尚未看到向下的拐点。虽然新的开发和开采项目的投资水平已经达到历史最高，大型石油公司仍然富余足够现金返还股东，未来的5至8年内在开发项目上仍将持续产出。

　　但是实际情况和表象并不完全一致：大型石油公司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复杂的严峻考验。全球最大的五家公司(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壳牌、雪佛龙德士古和道达尔)，在寻找新的油气资源以代替现有储备方面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自从20世纪60-70年代中东国家将西方石油公司的资产进行国有化以来，西方石油公司获得中东(该地区的石油储备占世界已探明石油储备的一半)的油气资源已变得十分的困难。而世界其他潜在的油气资源多数都位于那些政治和法律相对不稳定的国家，比如尼日利亚和俄罗斯，而建立复杂的高含硫原油提炼厂是一项规模巨大的高风险投资。

　　对于尚未开发的能源储备的竞争也前所未有的激烈。中国和印度都急于为经济高速增长获得充足的能源，在安哥拉和委内瑞拉等遥远的地区投入巨资开展石油和天然气项目。国有石油公司，如马来西亚石油Berhad(Petronas)，正在进行国际化扩张，而一些中小型的公司，如Apache和BHP Billiton也凭借丰厚的利润争先恐后建立自己的石油储备。在过去，大型跨国石油公司由于具有领先的科技手段，复杂项目的管理专长以及雄厚的资金，在和掌控能源的当地政府进行谈判中具有明显的优势。但这些优势随着资源国在技术和管理能力上的提升已经越来越不显著了，相反后者在谈判桌上的能力越来越强。

　　随着越来越多的竞争者进入到资源争夺战中，石油巨头们面临着越来越大的风险，他们必须在逐渐缩小的规模和利润之间做出艰难的选择。为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大型石油公司将不得不在那些很难接近的能源产地下大赌注，关键要具备相关能力，构筑相对于竞争对手的优势。

　　四大领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开发独一无二的技术，为难以开发的能源产地提供市场，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规避政治壁垒，强调并满足所在资源国广泛的社会需求。

　　越来越难以获得的油气资源

　　从历史上来看，这个行业的赢家一直都是大型石油公司，他们已经创造了至少两倍于中型公司的股东价值。作为同一阵营，全球五大石油公司拥有超过所有公开交易石油公司股票总市值的50%。在过去的20年里，这些公司的回报率高出行业平均水平的10%。虽然这些巨头仅只占全球能源产量的15%，却拥有覆盖中东以外面积最大的重要烃基地和最多的基础设施。这些企业由于技术领先，愿意承担风险，因此掌握了规模最大、利润最丰厚的能源储备。

　　但是今天，很多大型公司的石油和天然气基地正在衰退，产出大大少于鼎盛时期。尤其是在北美洲和西北欧，这些地区约占石油巨头现有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60%，但这些地方50%的储备已经接近枯竭。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每一项新的用于延长油气储备寿命的投资都变得效果渐微，日益萎缩的产量仅够用于支付固定成本。在北海地区，从2000年到2005年，每桶原油的平均提取成本上升了42%。石油公司通过传统开采方式补充储备往往无功而返。自从上个世纪90年后期在一些深水区域发现了大量油气储备以后，世界各地新探明油气储备的平均规模下降了三倍，大约为2200万桶。举例为证，根据美国证交所谨慎会计原则计算，2004年壳牌公司新增的储备补充仅为其所开发原油和天然气总量的15%-25%。

　　为使开采和提取方面的投资回报最大化，大型石油公司主要依靠其在当地潜在油气储备项目中获得股权的能力，并对他们的未来回报不设限制。作为交换，他们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提供专业技术，并为其抽取的每一单位能源支付税款。但是近年来，很多国家政府都削弱了跨国石油公司在当地的角色，并且对其利润设限，其投资的吸引力也因此不如从前。

　　竞争者越来越多

　　国有石油公司却迅速跨越国界发展起来，成为这些跨国石油巨头的直接竞争者。国有公司在财务约束上通常比在股票市场上公开上市的公司少，因此收益也会低一些。但是这些本土公司的技术和商业运作能力都在不断提升，它们凭借从石油行业服务提供商如Halliburton和Schlumberger获得的技术，使得政府除了跨国石油巨头以外，又多了一个合作选择。

　　而且来自于中小型西方石油公司的竞争也在加剧。在过去的十年间，北美生产商如Apache和Talisman能源公司已经成长起来，从全球原油基地提炼出的原油量已经十分巨大。这些中型企业已经跻身大型集团行列，在很多地区展开竞争。成熟的原油产地如伊朗、伊拉克和科威特，这些地方的原油生产能够符合管道技术的要求，因此对这些公司而言，这些地区也充满了诱人的机遇。

　　价格的苦衷

　　大多数分析师预测原油价格将在未来几年内继续走高，部分原因是全球富余的原油生产能力已经萎缩到每天300万到500万桶(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1000万桶)。然而老道的石油公司清楚，按照盈亏平衡价格35美元/桶计算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当价格降到25美元甚至更低的时候，将很快成为一项昂贵的负债。为确保投资安全和股东利益，大多数公司都会基于长期价格将在25美元到30美元一桶之间浮动这一假定条件进行投资。这种保守的估计使得五大巨头从2000年到2004年向股东返还1840亿美元，这一策略也是为什么它们竞争不过基于更高价格预期而投资的竞争者。

　　当然，大公司仍然在挑战中胜出。BP、埃克森美孚和壳牌都不得不在中东和南美的国有化风潮后进行了重建。事实上，2004年BP每天400万桶原油的产量，仅仅相当于其1975年的水平。一系列的合并和收购有助于这些巨头重新获得从开采到零售的全球规模和机会。行业巨头内部的进一步联姻是肯定的。但是这种合并不可能提供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因为每家企业都面临几乎同样的获得能源储备的挑战。虽然大型公司会以合理的出价继续收购中小型竞争对手，但这一策略在长期看来可能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奏效，因为不可能有足够的收购目标使那些公司保持2000亿美元或者更多的收益。

　　卓尔不群

　　大型石油公司必须寻找种种新方式，以使自己区别于其他竞争者，才能保持自身的繁荣。政府有可能提供最优惠的条件给那些拥有宝贵技术的合作者。为避免直接和对手在面积和生产许可方面的竞争，大型石油公司必须做出艰难的选择，而不仅仅是同乎流俗。

　　占领技术高地

　　大型石油公司的技术领先是他们的主要优势。从历史上看，石油巨头在开发因地制宜的技术方面的能力，是他们击败小型公司和国有企业的主要原因。但是在过去10到15年内，石油巨头却任由这一优势日益旁落给石油服务提供商。一些国家政府会认为，既然能够以更便宜的价格从国有公司、中型西方公司和服务公司获得技术，为什么还要从大公司购买技术？

　　未来，那些能够开发中东以外的偏远能源的公司将会胜出。关键因素包括研发出高效的能够经受经年冰层考验的开采设备，设计出可靠的技术在海底分离原油、天然气和水(在远离大陆的井下，则需要能够将原料从千里之外运到海滨分离厂的设备)。公司的战略目标和地理分布将最终决定在技术方面的投资布局。上个世纪80年代，壳牌将赌注押在墨西哥海峡深水开采上，通过开发相关的采炼设备和技术，成为当地一个较早的领先者。

　　大型石油公司需要增加其研发开支，使其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大约占收入的1%——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优势。工业设备公司在研发上的开支是收入的4.5%。更重要的是，石油巨头们必须更有效地管理自身的技术投资。利用一系列阶段关卡设置以筛出无用的程序，将有利于公司重新组合自己的选择方案，确保只投资于那些前景最优的机会。这些技巧广泛用于风险投资公司，石油巨头也应该采用。

　　石油巨头公司还需要和供应商及小型的服务公司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在过去20年内，这些公司是很多行业最重大创新的发起者。如同在医药行业，石油巨头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与创新公司分享研发风险和收益，如通过为新型技术提供试验机会。作为交换，石油公司能够谈判获得对这些新技术一段时间的独享权。

　　提供量身定制的市场途径

　　很多情况下，发现烃化物并从中提炼出产品并不一定会带来现实的利润。轻原油的世界市场十分成熟，但对于世界上一些偏远的角落，天然气却没有市场，对于需要特定设备进行提炼的重硫化石油也是如此。据估计，全世界拥有7000亿桶可再提炼重油和5800万亿立方英尺的未开采天然气——分别足够满足美国96年和260年的需求。这些资源的富有国需要有一个量身定做的市场途径，以将其转化为现实利润。石油巨头的炼油厂，零售网络和与重要市场主要客户的关系，能够提供别人无法企及的解决方案。

　　开发新的天然气能源将成为今后十年中行业争夺的主要战场之一。这种相对清洁的燃料，在欧洲和北美正在被越来越多地用于发电。全球已探明储备集中于中东和西伯利亚等远离市场的地方。当地政府需要的确有市场的证明——的确有必要投入几十亿美元投资，修建远距离的管道或以备液化天然气装船的厂房。控制有重要设施(如气化厂房)或能够提供大规模市场途径的公司，在这类项目上是具有优势的合作者。还有一种机会，是投资于专门化的炼焦和碳氢化合物分裂设施，以将重油(从加拿大和委内瑞拉等国)转化为可在市场上销售的产品。今天，对于这些巨大储备的开发利用，还没有达到足够充分的程度，因此那些能够随时提供现成解决方案的公司，将成为政府最具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石油公司需要不断更新其精炼厂，在获得客户之前投资于其他形式的基础设施。大型石油公司的规模和机会将降低在这些基础设施上投资的风险(投资成本约为50亿美元)，较之于那些较小的公司，这些投资在公司资本性支出中所占比重要少得多。而且由于大型公司在全球有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新设施很快投入使用的概率也要大得多。这一策略的确可能带来实际的风险，但行动越快，收益越大。

　　利用外交手段

　　在另一些情况下，技术和市场都不是问题，政治因素就成了拦路虎——尤其是当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穿越国界、或者项目需要买卖双方达成长期承诺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需要能够在价格和输油条件方面达成为期30年的合约，西伯利亚东部的天然气储备才得以开发。这种合作需要双方有一种希望达成交易的诚意。

　　大型石油公司可作为一个老道的中介人和融资担保人，在这些项目中起到无法替代的作用。这些公司稳健的资产负债表，使得它们有能力承担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不违约。石油公司通过参股项目，能够保证一项交易顺利达成，而自己则有机会获得资源。和政府保持密切关系，意味着它们能够操作复杂的跨国界交易。英国石油在阿塞拜疆作为一个重要的合作投资者，协助乔治亚和土耳其达成了一项管道协议，使得石油能够在不远的将来从里海流到地中海。

　　在世界上的一些地区，大型石油公司与欧洲和北美政治关系愈加严重的不信任，迫使希望在政治竞技场获得成功的公司建立专家组，专攻谈判和游说外交。那些在和政府高层打交道方面既有威望又有经验的前政府官员和前政府高官就成为天然人选，企业高级主管也应更深入地与政府官员建立长期关系。过去，CEO主要都只是在签署重要协议的时候才会露面，现在他们必须在这些基础工作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

　　矛盾的是，富油国通常面临因能源富足带来的灾难。很多情况下，外汇资金的流入使当地货币升值，使该国其他出口品丧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以至于整个经济部门遭受巨大损失。OPEC创始人Juan Pablo Perez Alfonso已将石油描绘成“魔鬼的排泄物”。

　　跨国石油公司可以通过表现出它们的存在对当地经济带来哪些广泛积极的影响而获得竞争优势，增大获得新能源的机会。石油公司的影响有好有坏，但很明显，它们能做的很有限。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发展和训练当地雇员，使他们能够承担以往由海外经理担当的重要职位。公司需要帮助当地雇员突破“天花板”——这是一项听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任务。通常失败的原因是很多海外雇员在技术和文化方面准备不充分，无法很好地训练当地同事。因此，公司必须首先训练一批教员，激励他们帮助当地员工拓展职业规划；还必须应付较高的人员流失率，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当地雇员一旦有了跨国公司的管理经验，往往会身价倍增而十分抢手。

　　石油公司在积极影响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还可以做得更多。人们常说，能源项目往往使一小部分特权阶层富裕起来，却无法提升整个经济。一个可能会产生积极效应的做法，是公司推动发展当地承包商和服务公司的技术和管理技能。大多数石油公司都将技术含量低的项目外包给当地公司，比如清洗和保安，以满足当地政府要求的当地雇佣比例。要拓宽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石油公司还应适当向当地公司提供更高技术含量的服务，如信息技术和设备保养。

　　Ivo Bozon 是麦肯锡阿姆斯特丹分公司资深董事， Stephen Hall 是麦肯锡伦敦分公司资深董事， Svein Harald Oygard 麦肯锡奥斯陆分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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