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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石川) 格林柯尔董事局主席顾雏军被拘，无声地为曾沸沸扬扬的“倒顾”与“挺顾”之争下了一个阶段性结论。据《证券时报》报道，日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回应了记者就此事的采访，打破了当初力挺格林柯尔的经济学家们的集体缄默。在接受记者“对顾雏军先生被拘这件事情，您是怎么看的呢？”的采访时，张维迎答道：“我和他不熟，企业我也不太熟。”
去年“郎顾之争”鼎沸之际，在“2004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张维迎力挺顾雏军，坦承他20年来一直为企业家说话，并说出“最高能力的人从事企业”的谀辞，而当时顾雏军正在会场。但是，现如今，张维迎为何说与顾雏军不熟了呢？
记得当年胡适誉满天下，时人纷纷以“我的朋友胡适之”自许，而胡适在宦海沉落时，也有人避之惟恐不及；巨蠹胡长清在任时，前去找他索字的人络绎不绝，一时南昌街头到处都是“胡氏书法”，一旦他东窗事发，南昌街头则刮起“铲字风”。眼下的顾雏军已是失势的顾雏军，有些人前倨后恭，也不外时势使然。
当然，张维迎与顾雏军熟悉与否，无须深究。问题在于，作为名头颇响的经济学家，不能动辄选择性失忆，而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郎顾之争”风生水起时，张维迎屡屡发出毒誓：“学者要有公信力，我不与无耻的人论战！”并煞费苦心地给学者重新定义：“一个缺少公信力的人，他对学术是不会严肃对待的，他实际上是在戏弄别人。一个学者要有公信力，首先得有良好的个人品德，其次要有严谨的学术态度。”诚然，学者要有公信力，但拥有公信力的前提应是言行一致、表里如一，起码要做到为自己的言行负责，而不能首鼠两端，尤其不能娴熟于玩变脸。
如今一些经济学家的口碑备受质疑，于是有人撰文说，批评经济学家时应“对逻辑质疑，而不是对论者道德质疑”。此言不虚。关键是，被批评的经济学家已经扬言论敌是“无耻的人”，并且断然否认与企业家有关系———“我和他不熟”了。这种态势显然已经关乎道德。大谈阔谈“无耻”，出尔反尔“不熟”，这种秉性难道不关乎道德吗？
其实，经济学家为某个利益集团代言并无不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马克维茨，就曾担任日本某投资公司副总裁，美林和摩根等大公司也掌控着一些经济学家。关键是这些经济学家对此并不讳言，不会冠冕堂皇地空谈“学者的独立性”，更不会以公众代言人之名误导公众，当然也不会煞有介事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挥舞道德的大棒伤人。
反观国内一些经济学家，其作为则着实让人不能恭维。
经济学家、尤其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不能不敬畏良心道德标准。他可以不为公众代言，也可以不为弱势群体说话，但他不能视公众为群愚。萨特说：“一位原子能科学家在研究原子物理时不是知识分子，但是当他在反对核武器的抗议信上签名时就是知识分子。”反套这句话就是，一名经济学家在书斋做学问时不是知识分子，当他在公众场合发言时便有可能是知识分子。因此经济学家要有身份意识，要敬畏良心道德标准，其底线就是要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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