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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媒体报道，北京大学“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课题组在一次针对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问卷调查中发现，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工作落实率和起薪额越高。调查显示，行政管理人员子女的工作落实率要比农民子女高出约14个百分点。
家庭背景对于子女就业的影响，一直都是一个客观存在。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仍然会有。而且不仅子女就业如此，事关私人利益的方方面面无不如此。这是人的
自利本性使然，更是“熟人社会”使然。
费孝通先生在其人类学研究中发现了“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这样一个解释框架，从而对于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作出了理论贡献。当“陌生人社会”的规则———法律，与“熟人社会”的规则———背景，并不直接发生矛盾时，我们对“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无须过多指责。可是，当公权成为“背景”的重要组成，甚至成为“熟人社会”的最大“背景”，而掌握公权者理所当然地成为最大“赢家”，我们则有必要在“家庭背景决定子女就业”之后加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调查显示，父母职业为行政管理人员、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其子女工作的落实率和升学率均高于平均水平。此处的行政管理人员，显然大多正是公权的掌握者。他们手中的公权成为了子女就业的重要砝码，在“熟人社会”的“背景”规则中，发挥着重大价值———子女工作落实率高出农民子女14个百分点正是其“价值”的量。然而，公权意味着权力归人民所有，本质上是要为人民服务，权力的合法性来自人民的信任。失去人民的信任便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公权怎么能被滥用于私利的“背景”中呢？
一旦公权被其所有者滥用于私利的“背景”，沦为自身“熟人社会”的交易工具，必将危及到公权的公正性和公共性。无论那些依托于父母行政管理人员身份的子女最后是在政府就业，还是在企事业单位就职，客观上都是对公权的私有化和商品化，损害了公众的社会福利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我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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