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览中美贸易与贸易摩擦

　　文／梅新育

　　“双赢”的中美经贸关系

　　中美经贸关系可以追溯到1784年(乾隆四十九年)2月22日从纽约启碇的360吨位“中国皇后”号帆船。以罗伯特·莫瑞斯为首的一批费城、纽约巨商大贾聘请山茂召(Samuel Shaw )少校负责开辟对华直接贸易航道，“中国皇后”号经过半年航行，横渡大西洋和印度洋，于当年8月28日抵达广州，出售所运来的人参、毛皮、羽纱、铅等商品，采购茶叶、丝绸、瓷器后循原航线返回纽约，并以其25%的利润率在正苦于对外贸易和海运萧条的美国国内掀起了对华贸易热潮。

　　1790年，中国对美出口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7；1792年，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1803年，美国对华贸易总额超过欧洲大陆对华贸易之和；整个19世纪上半期，中国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仅次于英、法和古巴。倘若探询新英格兰地区许多老牌豪门起家史，就会发现他们的祖先正是靠对华贸易发迹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政治领袖之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年轻时依靠对华贸易起家，在1857年经济危机中损失了大部分财产之后，又跑到香港方才得以东山再起。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美国曾长期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1950年，不考虑通过香港的转口，对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23%，相当于对英贸易的3倍多。但美国于1950年实施的全面对华贸易禁运中断了中美贸易的正常发展，美国操纵巴黎统筹委员会制定的对华禁运项目竟然多达对苏禁运项目的两倍。直到70年代，中美经贸关系才重新起步。1979年7月，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承诺从1980年2月1日起相互给予对方最惠国待遇，中美贸易全面正常化。

　　中美贸易一经正常化，立刻就显示出了深厚的增长潜力。时至今日，中美经贸关系的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先驱者们当初最大胆的想象。仅就双边货物贸易额而言，2004年已经上升到1696亿美元，年均增长18.57%。今年1-6月，中国对美贸易额为962.6亿美元，同比增长25.1%，只比名义上的最大贸易伙伴欧盟(1000.5亿美元)少37.9亿美元。而按照美方统计，2004年中美货物贸易额已经高达2314.2亿美元。

　　历史上对华贸易对美国摆脱独立初期的经济萧条发挥了重要作用，当代中美贸易同样是一种“双赢”的关系，美国从中受益更多。

　　首先，对华贸易对美国宏观经济稳定和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没有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商品洪流，美国也不可能在90年代实现整个20世纪持续时间最长的“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中国制造”实实在在地提高了美国国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其次，中国出口能力的增长增强了中国的进口能力，使得中国成为美国重点开拓的头号新兴大市场。尽管对华出口始终要面对美国政府设置的种种出口管制，但中国仍然连续多年位居美国增长最快的出口市场。2004年，美国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增长13.3%，其中对华贸易出口增长22.4%。在美国外贸史上，“中国大市场”是一个流传百年经久不衰的神话；只是到了今天，这个神话才第一次显示出了成为现实的可能性。

　　第三，中国的大量外汇储备和商业性金融机构外汇资金投向美国的国债、联邦机构债券市场，中国连续数年位居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国和美国国库券第二大外国持有人，仅次于日本。美国只用很低的利率就吸收了中国的巨额国民储蓄；2000年以来一度出现负数国民储蓄的美国仍能维持一定经济增长，有赖于中国和其它东亚经济体扮演为其输送资金的“现金牛”。

　　第四，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通过在华投资生产，产品返销，美国跨国公司和有关销售商赢得了巨额利润，增加了美国股东们的收入。《华尔街日报》如此描绘这种分工的利益分配格局：Wanda无线鼠标是罗技最畅销的产品之一，在美国的售价大约为40美元。在这一价格中，罗技拿8美元，分销商和零售商拿15美元。另外14美元进入Wanda零部件供应商的腰包。负责营销的公司在加州弗里蒙特，这里450名员工的薪水加在一起比苏州装配厂4000名中国工人的薪水总和还要高出很多。中国从每只鼠标中仅能拿到3美元，工人工资、电力、交通和其他经常开支全都包括在这3美元里……

　　第五，对华贸易的发展在港口、运输、流通、投资管理等部门为美国人创造了众多新的就业机会。根据美国劳工部门统计和预测，2003年家具零售业增加的就业超过了家具制造业减少的就业；2002—2012年间，美国成衣制造业就业将减少24.6万，成衣及辅件和百货零售业就业却将增长34.3万。无需讳言，在中美经贸发展带来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某些丧失竞争力的美国产业确实要减少就业岗位，但就整个美国而言，它在中美贸易中失去的是低薪就业机会，得到的却是高薪就业机会；孰多孰少，不言自明。

　　中美经贸变异

　　尽管迄今中美经贸关系总体上不失为“双赢”关系，但其中仍然滋长了许多矛盾，潜藏着巨大的问题。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格局可以概括为两个基本点：中国向美国大量出口，所得顺差收入用于大量购买美元计价资产(主要是美国债券)。归根结底，现行中美经贸格局下收益分配高度不平衡，中国承受了双重剥削：第一重剥削是对美国的货物出口极为廉价，以至于我们的许多出口企业只能依靠出口退税苟延残喘。在资本、技术门槛较低的纺织业，中国甚至出现了出口价格与制造成本倒挂的现象。根据义乌袜业协会对该市5家袜业制造商和5家袜业贸易商出口美国棉袜价格资料的分析，2003年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73美元，贸易商为2.40美元；2004年1—6月每打棉袜出口均价，制造商为4.89美元，贸易商为1.54美元。第二重剥削则是对美国的廉价融资，中国实际上扮演了美国的“血汗工厂”和输送资金的“现金牛”。

　　令人担忧的是，即使中国愿意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安心吃中美经贸的这碗饭，在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转向“公平贸易”的这个时代，保护主义干扰也使得中国注定无法安安稳稳。

　　美国政府总喜欢把自己描绘成自由贸易的守护天使。无需否认，二战后初期美国确实充当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头羊”，在过去50年里主导制定了75%以上的现行国际贸易规则，美国本国的关税率从大萧条时期的40%～50%降至现在的平均4.7%。直到20世纪70年代前夕，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基调始终是“自由贸易”。

　　然而，在此之后，美国贸易政策开始发生实质性转折。从1971年，美国首次出现23亿美元的货物贸易逆差(自1893年以来)，货物贸易逆差犹如脱缰之马，急剧增长，2004年已达6654.77亿美元之多。面对与日俱增的贸易逆差，美国人将之归咎于外国对美国货物和劳务采取了不正当竞争手法，“公平贸易”的旗帜开始飘扬在白宫和国会山上。

　　早在1978年，卡特总统就在他的第一篇国情咨文中提出：“自由贸易也必须是公平的贸易。”1985年，里根总统在《贸易政策行动计划》中正式提出“自由和公平贸易”的概念，并组成以商务部长为首的贸易反击小组，规定其任务是查明和制止外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成为美国实践公平贸易政策之滥觞。此后美国国会相继通过的《贸易与国际经济政策改良法案》(1986年)、《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进一步强化了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趋势。后冷战时代上台的克林顿政府更前所未有地把“经济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从而彻底完成了美国贸易政策从自由贸易向公平贸易的转变。小布什上台之后，大体承袭了公平贸易政策。

　　所谓“公平贸易”政策，其基本观点是认为美国市场开放度远远高于别国，别国藉此一方面广泛运用倾销、出口补贴等不正当竞争手段挤占美国市场，另一方面又筑起重重壁垒将美国商品、服务和资本拒之门外，致使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

　　“公平贸易”论的一些论点未必完全没有道理，问题是在美国的单边主义作风之下，别国的措施“公平”与否，完全由美国单方面认定，这就使得“公平贸易”政策不能不更多地沦为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大棒。

　　中美经贸摩擦在中美建立正常经贸关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1979年7月，中美两国签署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建立正常经贸关系；当年，美国便单方面宣布对中国7大类出口纺织品实行限额。1983年，中美两国就走到了贸易战的地步：由于美方在纺织品贸易协定谈判中要求降低中国大陆的配额年增长率而中方不愿单方面让步，美国在谈判破裂后单方面宣布对中国纺织品实施新配额，中国则宣布减少或终止购买美国棉花、化纤和大豆。尽管双方最终于1983年9月达成了第二个纺织品贸易协定，但中美贸易摩擦的帷幕也就此全面拉开了。

　　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美国高度重视中国市场的潜力，前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因此将关于中国“入世”的中美双边议定书称为“克林顿政府谈判的近300个贸易协定中的皇冠宝石”；中国迅速成长为出口巨人又使得美国国内的一些利益集团倍感威胁；在美国贸易政策转向公平贸易的背景下，中美贸易摩擦随着中美经贸交往规模的迅速扩大而愈演愈烈，遍及纺织品、服装、农产品、反倾销、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安排等诸多领域，美国成为与中国发生经贸摩擦最多、最激烈的国家。

　　尤其是在2000年下半年之后的美国经济衰退中，跃居世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头号大国、对美出口连年高速增长的中国沦为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头号靶子，被许多美国公众视为导致美国制造业衰退和就业机会外流的罪魁祸首，以至于美国公司对海外竞争对手提出的倾销指控中，有1／5以上涉及中国。紧缩的美国劳动力市场和政治斗争“游戏规则”将中国推向了日益刺眼的聚光灯下，实力比美国还差很远的中国被描绘成了导致美国经济迟迟难以复苏的怪物，以至于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评价道：“现在中国就是一个经济恶棍，与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扮演的角色同出一辙。”

　　尽管美国经济目前已经摆脱了萧条，经济增长势头在发达国家中最为强劲，但“敲打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某些势力乐此不疲的游戏。在今年的纺织品特保争端中，尽管中欧双方在较短时间里就达成了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案，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欧盟委员会关于中国部分输欧纺织品备忘录》；但7月11日的第16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仍然没有达成实质性成果。特别是中国高度关注的纺织品问题，美国单方面设限的中国纺织品中已有多个品种的限额已满，中国这些产品对美出口即将停顿，数千家企业有关闭之虞，但在这次商贸联委会上，美方虽然表示将慎重使用纺织品特别限制措施，我国企业可以期望明年、后年美国不至于像今年这样肆无忌惮地滥用242条款，但双方仍未就此进入实质性磋商。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研究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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