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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一份研究报告宣称，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不成功，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这个观察可能比较符合很多人的直觉，因此响应者众，在媒体和网络上多有“义愤填膺”的声援。但是必须不客气地指出，这个课题报告在理论起点上就存在一个问题——如报告主笔人葛延风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
须知，经济学上的“公共品”是按照“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严格定义的。所谓“非竞争性”是指一旦产品或劳务被生产或提供出来，在边际意义上增加消费所带来的边际成本为零，例如经济学家通常列举的灯塔、国防等产品和服务便是。“非排他性”则指一旦公共品被提供出来，便难以排除任何其他人消费这一产品。
因此医疗服务并不是“公共品”，甚至连“准公共品”也算不上。医院每增加一个患者、患者每增加一个疗程，都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医生的时间、医院的空间更是有限的，张三的病床不能同时被李四占用。显然，医疗服务与公共卫生(如防疫体系)不能混淆。
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一再证明，私人物品由市场配置是最优化的选择。而公共品意味着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的一般市场规则在此失效，公共品消费中的“搭便车”造成其市场供给必然不足，因此需要政府来提供公共品，同时通过强制税收来补偿公共品的成本。但是，政府“提供”公共品，未必要由政府自行“生产”。例如政府有责任提供国防安全，但具体国防物资的生产却可以通过政府采购交给私营公司去做，有的国家甚至还有雇佣军团。
厘清了这些概念和区别，让我们看看中国的医改。现在有观点认为，中国卫生系统已经患上了“美国病”，这无异于给浮肿病人开起减肥药来了。他们哪里知道“美国病”如果存在“不公平”，在美国也是对富人“不公平”，因为美国富人承担了较多的社会保障税费，而穷人往往倾向于使用这种社会保障，甚至可能造成“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美国的公立医院系统也主要是二战以后建成的，如果最近几十年出现“美国病”，则更可能与公立医院有关，而不能简单归咎于私立医院。其实美国那种民主政治下，两党轮流执政必然使各政党在竞选时竞相取悦多数选民，才会造成公共卫生开支的不断膨胀，不仅损害了经济效率，也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这与中国的情况，恐怕是大相径庭。
又有人将“美国病”定义为“市场化”，并且“批评”说，市场主导的结果是，医疗服务越来越好，但医疗价格也越来越高。可是这又有什么奇怪呢？按质论价、优质优价本来是一个朴素的道理。
无论促进市场化也好，反对市场化也罢，市场本身已经是客观的存在。反对市场化其实是反对市场的竞争化。要知道，反对“市场主导”的结果只会是，医疗价格越来越高，而医疗服务却可能越来越糟。
市场法则不能突破最基本的社会底线，做到人人有病医，哪怕是没有付费能力。这就需要在政府的主导下建立转移支付的机制，而不是由政府取代市场。还有人说，中国人均GDP才1000美元，而美国人均年医疗费用为5000美元左右，许多发达国家也无法达到这个财力，更何况中国。这固然是事实，但决不能成为政府包办的理由。恰恰因为国家财力不足，才要更加发挥民间和市场的潜力。
促进市场化则是促进市场的竞争化。市场上的博弈表面上发生在买方与卖方之间，真正的竞争则主要发生在买方与买方之间、卖方与卖方之间。具体到医疗市场的竞争，这就包括医院与医院的竞争、患者与患者的竞争。医院与医院之间的竞争固然较为明显，而患者与患者之间的竞争虽然不太明显，却使得穷人可能看不起病。但是患者竞争所导致的这种社会后果，不应归咎于医院竞争。恰恰相反，如果缺乏医院竞争，患者尤其是穷人患者的地位将更为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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