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斌案启示：进一步改善政府治理

　　仲伟志

　　对一桩与众不同的受贿案的终审判决，继一审判决之后，再次引起“法不容情”与“善可抵罪”的激烈争议。

　　报载，原临湘市副市长余斌涉嫌受贿一案日前终审判决，岳阳市中院维持了一审法院 判决：“余斌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并处没收财产6万元”。

　　此前，控辩双方就余斌“将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是否属于受贿”问题，各执一辞，备受关注。一审判决后，岳阳市君山区检察院以“量刑过轻”为由提起抗诉，余斌则以“不应领刑”为由提出上诉。

　　据报道，余斌及其辩护人提出，从2002年始，余斌私自收受的钱财，大部分在案发前以单位名义用于帮助下岗工人过年、支援贫困乡镇水利建设。余斌认为，自己将收受款项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主观上没有将其据为己有的故意，只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没有构成违法犯罪。

　　据余斌说，作为一个副市长，每年的可支配资金不足以解决大量实际问题，之所以私受财物用于公务，实出无奈。而如果将收受的钱财上缴单位，自己就会失去支配权，故而采取了这种高风险的“转移支付”方式。

　　法院认为，余斌收受贿赂的行为已实施完毕，其赃款去向不影响受贿罪的构成，故余斌提出其所受财物中用于公务部分不应认作受贿数额的观点，法院不予采纳，但可作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按照《刑法》383条规定，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贿赂，占为己有，就是一种受贿性质。法律界人士认为，如果余斌的行为确实构成了一种受贿行为，那么就不用考虑受贿款项用于何处。余斌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受贿，尽管在占为己，用于他途，但受贿性质已无法改变，不能影响罪名的构成。

　　终审判决结果一出，经媒介传播，舆论反应之积极、热烈，超乎寻常。一些门户网站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认为，余斌“曲线救国”之举，意在为民谋利，苦于没有资金，只能走偏道，其收受财物用于公务活动，没有据为己有，不构成受贿罪，情有可原。

　　有人认为，把私受钱财用于公务活动，如何定性，应否减轻罪行，在法律上是一个崭新的课题，值得研究。事实上，当地法院在量刑时已充分考虑余斌受贿济贫这一因素，适用了情节显著轻微条款，否则，按照正常的量刑标准，受贿10万元以上，即可判处有期徒刑10年以上。

　　但在许多人看来，余斌即便有罪，其善可抵罪——余斌采取一种非法的方式，来实现一种善意目的，正说明当下“好官难做”，一个官员想为百姓做点实事，却出此下策，这难道不是公共管理体制的悲哀吗？这难道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吗？

　　我们支持两级法院对余斌一案的判决，同时，我们也尊重来自社会的声音。这两者之间存在的争议——法院约束政府，舆论监督法院——恰恰是一个现代法治社会存在的基础之一。我们更愿意从余斌一案的判决，看到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

　　我们认为，在一个法治国家，法治的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约束政府，约束政府官员，使政府成为有限政府，使政府官员遵守秩序。当前，地方政府的行为，接近一种经济人行为，而经济人的行为，本质上都是利己主义的，都可以是机会主义的。如果没有法治的约束，经济人可能有善的行为，比如像余斌那样，把个人的自利行为转化为共同的社会福利，但更可能产生恶的行为：千方百计扩大自己的利益，受贿腐败，甚至去偷、去抢。

　　如果政府的权力不受约束，政府官员必然使用自己的权力换取利益，这样的话，即便某个官员换取利益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仍然对整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害。公众的利益，只有在现代法治的治理下，才有可能是最大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只有以法律为工具进一步约束政府的任意权力，才能建成真正的法治社会；只有进一步改善政府的治理结构，才能避免余斌一案的尴尬一再出现。

　　在这里，一切道德争论都是苍白的。

　　问题是，如此众多的人同情余斌，期待“法外开恩”，说明我们对公务员的期望值越来越低，说明我们对法治的心理底线在不断下降，说明政府在职能转变方面任重而道远。对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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