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版浦东的可能性

　　本报评论员 南 岭

　　“我们将向中国学习，并努力做得更好。”俄罗斯高层经济官员如此评价俄未来的经济特区。8月2日，俄政府官员表示将在2007年末至2008年初建立首批经济特区，但数量不超过10个。不久前，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都高票通过了旨在发展加工工业和高科技产业的俄联邦经济特区法。

　　世事浮沉，俄此举恰好发生在上海浦东开始大搞综合配套改革之际，这莫非只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巧合？

　　此时，距离中国启动改革开放已经20多年了，成绩斐然，举世瞩目。俄罗斯却经历了混乱而痛苦的20世纪最后十年，刚刚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

　　今日看来，中国的改革实践不仅修正了经济学家们对转轨经济的陈旧观念，为其提供了新的知识视野，它还可能受到发展中各国政治家们的青睐，从而惠及更多的困苦人群。

　　不过，邯郸学步的教训在过去的20年中俯拾皆是。之前，拉美和东南亚部分模仿发达国家的自由经济曾遭遇了重大挫折。事实上，发展中国家模仿另一个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时，存在的陷阱就更多了。因为这类经验需要继续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且其本身也在不断的发展完善之中。更简单地说，拉美和东南亚当年可以轻松找来弗里德曼这样的经济大师给自己做家教，但当其要学习中国经验时，它们又能找谁来给自己开小灶呢？

　　无论如何，先读懂中国式经济特区的“春天的故事”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概括来看，特区只是一张皮，其下包含的是“增量改革”和经济开放之“核”。也就是在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所讲的转轨经济三个问题中，先发展私营经济的增量以促进市场化，然后再逐步解决存量部分的产权问题。

　　由此，部分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特区和改革的成功就是正确处理了改革先后秩序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知所先后，则近道矣。”不过实践表明，搞渐进式改革的国家不少，但成果最突出的却是中国。印度从1960年代就有了出口加工区，可一直没出现深圳浦东这样的“明珠”，更谈不上类似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为世界贴满“中国制造”标签的泛区域工业城市群了。

　　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何在？这一问题才真正面向了中国改革和经济特区建设经验的核心。要解答这一问题，不妨看两个例子。一个是俄罗斯的例子。前苏联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却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计量经济学家，坎托洛维奇更是一举夺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这凸现了前苏联中央计划的高度，这一高度成了其后改革的严重阻碍。

　　另一个是中国的“苏南模式”。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苏南乡镇企业在改革之初兴起，就是中国分权化的地方政府管理模式促进了地方改革创新的发生，也为经济特区的发展埋下了伏笔。这样的改革前提也是中央计划包袱沉重的俄罗斯所不具备的。

　　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俄罗斯经历了痛苦的经济波动和结构转型，多年的励精图治使其有了再次启动经济改革的储备力量和政治环境，在破坏与建设的钟摆上，它终于又可以选择建设了。但是，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特区的奇迹就会在俄罗斯出现。

　　这不仅仅是因为双方改革的背景不同、转轨各目标的次序不同以及地方创造力的不同，还在于双方的资源禀赋也存在重大差异。中国的特区成功也是建立在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的基础上的，而俄罗斯理工博士人数能与德国媲美，人均接受高等教育水平也远高于中国。此外，俄罗斯还是是自然资源的大国，石油和原材料的出口占其GDP 50%以上的比重。

　　由此看来，虽然俄罗斯也欠缺资本，但是中国的特区经验却未必适合它。当然，在新兴经济体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对世界影响越来越大之时，FDI又岂能置俄罗斯于不顾？通用汽车和福特不去投资，自有丰田和现代汽车去。俄罗斯版的深圳和浦东或许很难出现，但其或许会有自己的莫斯科和圣彼得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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