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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丰慧
银监会指出：二季度末，主要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1637.3亿元，比年初减少5545.2亿元，不良率8.79%，比年初下降4.43个百分点。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10134.7亿元，比年初减少5616.2亿元，不良贷款率10.12%，比年初下降5.45个百分点。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下降较多的主要原因是工行通过财务重组，政策性剥离了634
0亿元不良贷款所致。如果剔除这个因素，今年6月底，主要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7977.3亿元，比年初增加794.8亿元；其中，国有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将增至16474.7亿元，比年初增加723.8亿元。短短半年，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有如此增加，不能不令人担忧。
笔者还注意到，上半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不良贷款比年初减少5545.2亿元，其中国有银行比年初减少5616.2亿元，这说明股份制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不降反升，净增加71亿元。这就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那就是剔除工行财务重组，国家注资玻璃不良贷款因素，我国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上半年不良贷款出现了双上升的局面。
再一分析，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情况，更加令人担忧。从2003年底中行和建行股改前夕到今年6月底三大国有银行相继完成财务重组，这一年半的时间里，表面上看，每个季度国有银行不良贷款都会比年初“双降”，这也已经作为国有银行股改的一大亮点和政绩在进行总结和炫耀。但是仔细一分析，令人惊愕。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从19168亿元下降到10134.7亿元，下降了9033.3亿元。如果剔除中行、建行和工行通过财务重组对总计10190亿不良贷款的集中处置，那么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不是下降了9033.3亿元，而是增加了1156.7亿元！
国有银行不良贷款明降暗增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呢？是在国民经济增速达到9%以上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国家加大对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全力推进股份制改造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国家高度关注金融风险，特别是十分重视不良贷款带来的金融风险隐患的情况下产生的；是在各家国有银行全力盘活不良贷款，力争实现双降的情况下产生的。更为严重的是，有些2003年和2004年发放的贷款，这样短的时间，却已经形成不良了，速度之快在国际上十分少见。这就更加令人担忧了。
形成不良贷款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不能够简单归结为是宏观调控的原因。宏观调控对国有银行贷款是有一定影响，但不是主要原因。贷款审批、发放上的责权分离是原因之一。那就是贷款形成不良的责任全部在基层，而贷款审批的权力却全部在上级行。贷款有权审批人对形成不良没有责任，有责任的人却没有审批权力。现在贷款审批权限全部上收到了省分行，而省分行贷审会成员仅仅凭借着下级行上报的那一沓材料就投票决定是否发放，而对于发放的贷款质量如何不负一点责任，这种有权无责情况，往往造成在使用权力时就不那么慎重。盲目追求贷大、贷长、贷垄断是贷款质量不高的另一个原因。这些垄断性单位已经成为各家银行盲目竞争的焦点，而不顾其内部真实经营情况如何？这些贷款一旦归还出现问题，往往额度大，收回难。为了完成过高的目标任务，实现不良贷款余额和占比的“双降”和盈利指标，盲目发放贷款，以增加贷款利息收入，快速盈利，并扩大贷款的分母，从而稀释不良贷款，达到降低不良贷款比率的效果。这是原因之三。同时，改革导向问题是造成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原因之四。现在一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就是股份制改造，而股份制改造，就是撤机构、减员，以及进行表面“包装”等等。这就造成基层银行职工对自己的工作没有一点安全感，整天人心惶惶，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有的连钟也不能够撞响，更有甚者铤而走险，造成携款外逃等违法犯罪案件。严重影响了清收不良贷款工作。
因此，必须改变贷款管理上的弊端，使贷款审批权责结合，强化审批人行使权力时的责任意识；克服目前国有商业银行贷大、贷长、贷垄断的现象；笔者十分赞成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教授王一江博士的观点“改变中央政府通过制定一些指标要求国有银行办好的干预”，无论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还是清收不良贷款，不能够限定时间，压硬性指标；把国有银行改革的重点放在内部业务的整合和改造上，放在苦练内功，加强管理等业务方面，不能再在机构和人事上瞎折腾了。现在需要的是，凝聚国有银行员工的向心力，提升已经大伤元气的银行员工的士气。
总之，希望不要被国有银行不良贷款表面“双降”的假象所迷惑。值得欣慰的是，中国银监会能够始终保持这份清醒是难能可贵的。克服不良贷款居高不下的状况，既要防止国有银行领导的短期机会主义行为，又要监管贷款从调查、审批、发放和贷后管理的整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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