澡堂会的拍照权与过度知识产权保护

　　刘亚东

　　在被称为“一天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三江并流地区，生活在那里的傈僳族有着男女共浴的习俗，称为“澡堂会”。一位摄影者有幸拍到了这种延续400年之久传统的照片，并在国际摄影大赛中摘冠。出人意料地，后来他在澡堂会的温泉旁盖起了房子，并开始收取参观门票。这样，去得人自然越来越少，但摄影者也不着急。因为他收门票的初衷本来就是不 让别人拍到比他更好的照片。

　　摄影者的圈地让自己获得了独有的“澡堂会”民俗拍照权，但也让更多趋之若骛的同行们丧失了拍摄的自由。作为一种排他的行为，摄影者通过垄断获得了某种类似专利的独占权。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摄影者享有了拍照权，但却限制了他人，他获得了名誉，但却阻碍了其他出色照片诞生的可能。所以说，尽管这种保护对于摄影者是有益的，但整个社会却不能因此受益。这则故事可视为“澡堂会拍照专利”过度保护的民俗版本。

　　作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的坚定反对者，美国经济学家米歇尔·博俊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声望。这位有反叛精神的学者认为：在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的保护越来越严厉，这不仅没有促进经济的增长。相反，在许多方面，这种保护已阻碍了正常的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

　　事实上，今天的西方经济世界确实有着条目越多越多、规则越来越细的专利保护现象。在美国，有人填几张表格，就能将某种配料的花生酱与三明治作为专利产品成功注册。而在软件业，过去人们为每一份新的软件产品申请专利，现在却几乎为每一条编码开始设置专利。

　　站在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语境中理解，过于滥用的专利保护，确实有扼杀创新的倾向了。这是因为：一个企业或个人对他所拥有的知识，通过过于完善的专利保护时，将极大地增加他人在此类知识基础上的创新成本。高成本的创新在一定市场条件下无人愿意买单，由此就引发了对更多创新的扼杀。

　　看看美国的软件专利保护之变。在历史上，软件专利保护曾经是相当弱的。弱势的保护助长了仿制，但创意也层出不群。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纸美国联邦法院的软件专利权保护裁决，让那些处于垄断地位的公司们尝到了甜头。因为它们懒得费劲去研发更富创意的新软件产品了。只需升级换代，他们就可获取丰厚利润。与此同时，消费者的软件应用也平庸了很多，得到的也仅是原软件的第 N 个版本而已。

　　专利的概念从萌芽到成熟，在西方大约发展了四百年。现代意义上的专利在中国更是短至二十余年。作为后进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得以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有机会汲取西方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从而可以实现快速进步。但即使如此，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语境下讨论——过度知识产权保护，是否真的开始扼杀创新了——可能还是为时过早。现在，中国主流的声音是对完善的专利保护的呼唤。它们中有积极的声音，同样也有乍听像是“积极保护专利”，但实际早已沦为对发达国家专利不被侵害的随声附和。作为独立的发展中大国，中国必须研究这个命题，即什么样的知识产权策略才是可以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选择？

　　全球贸易摩擦在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中已成为常态。按照目前的国际产业分工，用商务部长薄熙来的话说，“欧美是搞高端、中端的，我们是搞低端的，大家应该各得其所”。“欧美应该用更多的精力去抓高新技术，去抓空客和波音飞机，而不要在袜子、裤子这些问题上跟我们闲扯”。但事实是，欧美不仅在“袜子”、“裤子”等中国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与中国“闲扯”。而且在“高新技术”、“空客和波音飞机”等它们有比较优势的中高端产业，以及知识产权问题上，更是早已设定游戏规则，为后进国家预埋了重重陷阱。

　　知识产权如何定价，一直极富争议。一个基本的定价原则应该是：知识产权的价格与创造人的投入成正比，且与创造人所处的经济环境成正相关。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出租汽车司机的收入大约是中国同行的10倍。作为一种完全同质的服务，这种价格的差异主要是由美中不同的服务经济环境决定的。可以简单推断，同样的知识产权，当它产生于美国时，它的价格也约是在中国产生的10倍。由此，那些被贴上专利标签的发达国家高新技术，往往依照发达经济环境定价，并向经济发展中国家销售的行为，就变得极不合理。

　　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那些贴上专利标签的知识产权往往代表了先进文化，后进国家对此的选择：要么是购买，则它要为与自己国家购买力根本不匹配的高价格买单，薄弱的国家财富开始外流；要么是模仿或者盗版，则彻底陷入发达国家专利陷阱，被控侵害对方知识产权。坦率地讲，作为游戏的后来者，按照目前全球知识产权的游戏规则，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是必须要付出昂贵的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一旦这些后进国家形成对盗版专利产权的过度依赖，它们内部的创新机制就可能恶化，培养自主创新精神的市场土壤就可能丧失，国家就可能彻底沦为发达国家专利的“阶下囚”。

　　专利的本质是合法的垄断，它代表着利益。今天，作为大多数先进知识产权的拥有者，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利益烙印从来都没有在专利上淡化过。看看专利在西方的演化，就可知道它是如何伴随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而不断为新的西方利益集团来服务的。最早的专利萌芽于十七世纪的英国。那时的英国是世界资本主义与工业革命的中心。专利被英国发明，并被利用。到了19世纪末，南北战争结束让资本主义在美国迅速扩张。此后的100年里，美国成为世界的中心。专利的重大进步也就转换到了美国。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谢尔曼法》就诞生于19世纪的美国。现今，美国是全球先进知识产权专利最多的国家，专利成为它向全球输出技术与知识，并揭取高额利润的超级经济武器。

　　可以看出，专利本身的成熟是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一致的。它的每一次进步总有西方现代技术与文化交易的背后推动。即使是那些曾经的后进国家与地区，比如19至20世纪的瑞士，1960至1980年间的韩国与台湾，也无一不是采取了适应自己当时经济水平的专利保护，以积极而弹性的专利策略，较低成本地获取了快速进步的后发优势。

　　我们说，怒江的摄影者以类似圈地的方式赢得了澡堂会的拍照专利，但却阻碍了更多优秀摄影作品的诞生。同样，过度知识产权的保护，也的确开始让先进国家的创新苗头受到了一定抑止。但对中国这样的后进国家而言，倡导采取与今天国力相适应的知识产权策略才更为实用。我们无需超前、也勿要放纵，循序渐进的平衡之道才应是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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