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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泰利(PieterP.Bottelier)
中国的汇率体系改革迈出了谨慎的一小步，这一举措是重要而正确的。至于像美国国会所要求的那样一步到位的升值(至少25%)则毫不可行——哪怕是根据某种理论层面上的计算，人民币估值不足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真这么做的话，也将是一场危险的狂赌，可能会损害信心，对出口加工业、农业乃至大城市的房地产市场产生严重的破坏，还有可能给美国
经济带来间接的负面影响。
除了人民币小幅升值以外，更重要的决策在于人民币币值不再单一盯紧美元，转而采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政策。央行不公开一篮子货币政策体系的具体构成和运作方式的做法是明智的，能使当局在未来的汇率管理中具备更大的灵活性。但是，汇率不太会在近期就转变得非常灵活，更可能会面临一个长期渐进的调整过程，并结合积极的市场干预和其它平衡经济的宏观政策措施，至少最初一个阶段将是如此。采取缓慢前行的方式，会消解采取激烈行动所产生的不必要的经济混乱。因为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存在货币投机的风险，能够短期轻松见效的“银弹”并不存在。近年来中国有关部门一直应对着相当的挑战，而接下来的短时间内也并不会减轻多少。
有段时期，我相信人民币存在估值不足的问题，而且认为采取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允许一定程度的升值将最为符合中国的利益。但是，我从不相信什么人能够根据某种基于假设而并不实用的理论模型来计算出“均衡”汇率。我唯一的问题是，为了降低具有刺激性的投机热钱所带来的风险，最初的利率调整幅度是否应大于2.1%。不过改革决策一经做出，也就不必再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了。
中国政府作此决策肯定非常艰难。先前的固定汇率体系已经顺利实施了多年，而任何一种改革方案都有风险。一些国际知名的经济学家曾建议继续采用旧体系，但即便如此也难逃风险之虞，货币管理会产生更多问题，大量多余的贸易顺差也会继续累积。维持原状的做法既会带来经济风险，也会由于美国方面的无端指责和不明智的政治压力而使问题越发复杂化。
留恋固定汇率体系的人们，最好记住，在一定情况下，固定汇率体系可能成为一个危险的陷阱，这是已经由1997年始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所清晰证明的。和那时的泰国不同，中国拥有大量经常账户余额和很高的外汇储备，但贸易支付余额很可能会发生转向，在此之前就着手增强汇率系统的灵活性，其效果好于事后补救。另外，所谓“固定”汇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幻想，美元本身就相当不稳定，而且如果参照重要贸易伙伴国家的货币如欧元、英镑或澳元，人民币从来就没有“固定”过。长期看来，中国在贸易加权基础上采用参考一篮子货币的汇率体系，将比盯住单一货币更为有利。另外，在我看来，稳定的真实汇率优于稳定的名义汇率(由主要贸易伙伴的通胀率差异调整后的名义汇率)。近年来，中国已经形成了必要的金融工具，可以对冲新汇率体系下产生的美元汇率风险。
从全球角度来看，人民币汇率改变也是有利的。虽然起初的调整步伐很小，但这将鼓舞东亚其它国家降低本国货币估值不足的程度。整个世界苦于日益严重的、可能导致不稳定的贸易失衡，目前美国是最大的贸易赤字国，而东亚是顺差最大的地区，这一状况日益严峻，而且具有潜在的动荡因素，单靠在汇率方面采取行动仍是不够的。为了重建全球的平衡，美国必须加强国家储蓄，主要的欧洲国家必须通过降低市场壁垒来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而日本应促进国内公司重组，中国则应采取适当措施，降低经济增长对于投资增长的依存度，而更多依存国内消费增长。
摆在中国面前的调整过程可能会伴随亚洲各央行间的互换安排，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地区资本市场，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出台的清迈倡议提供了一个深化区域合作的出色框架。而在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发展仍是重中之重。
(作者现为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际经济学家，曾任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主任。范松璐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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