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模式：一体化经济下的开放政治

　　汤万君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9＋2)模式从启动至今已有一年时间，这个规划在西进的行程中，正引发更为广泛的共识和支持。

　　从历史的视野观察，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始终身陷一个历史的困局：统一的政治力量在 一个割裂的经济格局中因无法发挥应有的效应而造成行政链条的断裂，并反过来加剧经济格局的割裂。大量研究表明，形成这种困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割裂的经济格局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出现，而在统一市场迟迟不能出现的情形下，各地区经济的发展，便无法避免因失衡而带来的各种弊端，并逼迫不同地区的行政力量出于保护的考虑，人为干扰资源、商品、资金和人力的流动，出于政治稳定和现实的需要，推行小而全的产业建设和发展模式。这样一来，势必导致整体的经济发展无法像欧洲那样获得斯密型动力，即按照劳动分工和相对优势的原则来提高效率，整体经济可能性范围的扩大，也相应受到极大限制和阻碍。

　　如果说近代之前的中国市场不统一与地区间发展不均衡，还可以归结为地理因素所自然形成的各种障碍，那么对于近代之后的中国而言，导致其经济现代化进程艰难而缓慢的罪魁，则突出表现为制度环境的软弱无力。

　　研究表明，宋明以后，历朝中央政府所能维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统一，而传递行政命令和政策的行政链条，实际上基本处在断裂状态。因此，中央政府不仅不可能拥有足够强大的资源(经济和政治皆然)提供和维护一个统一的制度框架，让经济较为长久地在这一框架内平滑地运行，而且割裂的地方行政还会不断通过与中央政府的博弈，以及各地之间的博弈消耗本已有限的财政资源。割裂的行政自然不会，也无法促成经济格局的整合，结果便是社会总体的市场交易费用出奇地高昂。这样的局面，一方面倾向于经济发展的地方封闭形态的强化，另一方面则会衍生出强大的负效应复制能力。这种能力特别体现在贸易保护、低水平重复等方面。逻辑地推设，地下经济、政治腐败和商业欺诈等行为，就必然会假借着经济润滑剂(lubricants)的面目大量出现。

　　在中国社会的改革进程已然行进到今天的情形下，如何彻底打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根治二元经济形成的病因，使各种违背市场规律、阻碍经济发展并孳生腐败行为的因素失去生存土壤，成为各级管理者主要考虑的议题。而自上而下的政策推行和区域经济合作双管齐下的框架，近年来成为有识者提倡的优选模式。

　　综观9＋2框架一年来的推进和发展，可以发现，参与各方并未将视野局限在目下可以获得的具体实惠中。反之，他们把目光投放在了更为重要的议题和长远目标。加快要素流动、构建协调市场，其实只是9＋2模式的初始目标，其宏阔的视野和深远的意义在于：致力为正在崛起的中国打造一个经济形态上更加开放和外向，政治架构上更易于认知、交流，文化理念上更为多元与丰富的范例。7月28日《南方周末》的社论《南中国的一个历史性创举》，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上点明了9＋2模式的题中之意。

　　面对“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讨论的众多议题，值得憧憬的未来可以很丰富，但现实中最为令人振奋的是将极大提高货物和信息流动的庞大的基础设施投资规划，和始于行政磨合而立于制度统一的经济阵形。可以设想，未来的9＋2模式不仅将带来一个真正一体化的经济体，巩固市场统一的成果；还将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推动政府相互学习、调整目标、提高效率、减少和消灭非市场环境下滋生的经济润滑剂。

　　从南部省区的行政沿革中，可以看出“穷则变、变则通”的历史智慧，而这一历史的智慧能够让我们对未来的设想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上，所以，我们还要在“变则通”之后，添加上“通则旺”这三个字。

　　回首秦烟汉雨，令始皇帝自豪的灵渠无法让我们抛却遗憾———它虽然连接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却未能有效地沟通未来和世界。而今天，塑形中的南中国正凭借一个大胆的构想努力打破那个千年的历史困局。从南中国行进到东西部，通过南中国携手东南亚；从市场到文化，由文化而政治。

　　(作者为广州市社科院国际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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