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加工贸易利弊辩 FDI是魔鬼还是天使

　　最近，学界对加工贸易的发展模式纷纷发表不同看法。有观点认为，中国在这个模式中扮演的不过是“世界民工”角色色，拿的是一点血汗钱，而环境污染、资源耗费的严重后果，却都要由我们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发展道路继续走下去，只能能是死路一条。也有观点认为，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发展依附型加工贸易有其必然性，我们不能“以利润论英雄”，更应着眼于其“间接意意义”。究竟加工贸易在我国开放型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如何？加工贸易之路还能走多远？我们特邀有关专家进行探讨。

　　利用外资的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我们应争取利益最大化。但不能只停留在利润分成上，要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找到了工作，取得了工资，政府取得了税收，还要考虑到利润以外的其他东西

　　利用外资不能“以利润论英雄”

　　□杨永华

　　最近，学者对“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模式争议颇多，对广东外源型经济的积极作用也有不同的估计。有人认为，广东“对外源型经济过分依赖”甚至“崇拜”，存在着歧视内源型经济的倾向，出现了“拉美化”的现实危险。如果提出这种意见的目的仅仅是提醒人们注意广东经济有“拉美化”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是否定广东外源型经济的积极作用，则有必要澄清。

　　警惕广东经济“拉美化”倾向的正面意义

　　认为中国经济特别是广东经济出现“拉美化”倾向的观点，客观地说是有一些根据的。最近有一份报告提供了这样的资料:中国每个对外开放的产业中，居前五位的企业都是外商投资企业；在28个产业部门中，外资有控制权的产业达到21个。外商不但进入了生产领域，而且进入了流通领域，在流通领域所占的份额也越来越大。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他们担心中国经济在对外开放过程中一些负面现象的积累，会影响到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提出一些应对措施，如纠正歧视内源型经济的观念、积极支持和扶植民族经济等，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所谓“拉美化”倾向，也确实需要注意。有人理解的“拉美化”是指以经济危机、政权更迭、社会失范为特征的整体性危机。有人理解的“拉美化”是指出现贫困化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如果完全否认中国特别是广东出现“拉美化”倾向，高枕无忧，显然过分乐观；而认为现在已经滑向“拉美化”的泥潭，则是言过其实。

　　FDI(外商直接投资)是魔鬼还是天使

　　对中国经济特别是广东经济出现“拉美化”倾向的估计比较严重，对外源型经济特别是利用外资的积极作用的估计很悲观，提出“FDI是魔鬼还是天使”的疑问，这种看法有失偏颇。

　　有人这样概括外商投资:“外商拿出30%的资本，拥有50%的股份，拿走70%的利润，中国资本只拿30%的利润。对OEM贴牌生产，外国人拿走92%的利润。中国最多拿走8%的利润。”这种概括强调外商拿走的利润多，中国获利少，这可能是事实，应该引起我们注意。利用外资的过程是一个博弈过程，我们应该争取利益最大化。但对外资作用的认识，不能只停留在利润分成上。要考虑到中国劳动力找到了工作，取得了工资；要考虑到中国政府取得了税收；还要考虑到利润以外的其他东西。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已经作了透彻的分析。“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实际上，中国利用外资是外资与我们的“双赢”，否则，无论是外商或者中国单赢，利用外资都是不可持续的。

　　珠三角众多专业镇的形成就是技术外溢的生动例子

　　也有人怀疑中国通过外商投资企业可以取得技术，理由是外商的技术保密制度执行得相当好，不可能出现技术外溢。其实，技术外溢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某项技术的核心内容外溢；一种是指受法律保护以外的技术的外溢或叫技术扩散。对于什么叫技术外溢，伊斯特利讲了一个故事:孟加拉的德什公司派遣130人去韩国学习制衣，回国后生产的衣服出口美国，第一年总销售收入为0.55亿美元。后来，其中的113名工人跳槽自己搞生产，这使得孟加拉的服装出口一下子达到了20亿美元。这个过程就是技术外溢。这样的故事在广东随处可见，珠三角众多专业镇的形成就是技术外溢的一连串生动例子。外商企业办在广东，通过“干中学”的途径，培养了一大批管理人才，这是知识外溢，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学习技术和管理”。

　　我认为，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那么多的外商企业，广东不大可能有今天这样的经济形势。

　　适当限制FDI，鼓励对外借款和其他形式的外资，反对外资垄断某些产业部门为了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利用外资等政策可能要作一些调整。我认为，当前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要调整外资的形式结构。中国利用外资形式结构的特点是，1979年-2003年，FDI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的比重高达73%，对外借款和其他形式的份额不足27%。这与美国等国家利用外资的形式结构正好相反。FDI与对外借款其他形式的区别在于，前者由外商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后者外商不一定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利用外资政策调整的一个内容就是要适当限制FDI，限制外资掌握企业的控制权，鼓励对外借款和其他形式的外资。

　　二是要反对外资垄断中国的某些产业部门。利用外资的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是，外资占有某些产业部门的份额过高，甚至出现了垄断的趋势，这将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安全。所以要坚决制止外资垄断中国的某些产业部门。要加紧反垄断法的立法进程。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立足实际，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把中国定位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中国经济列车还得靠制造业牵引

　　□周文贵

　　世界上总有一些人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说事

　　当前，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排名第六的经济体，制造业的总产值已升至世界第四位。中国的百余种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中名列第一，2003年，4382.28亿美元的出口商品中，92.1%是工业制成品，世界市场上“MadeinChina　”随处可见。日本通产省2001年发表白皮书第一次将中国称为“世界工厂”，这一说法随即流传开来。

　　必须指出的是，世界上总是存在着某些根本就不愿意看到中国和平崛起的势力。他们正是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说事，以此作为鼓吹“中国威胁论”的铺垫和注脚。如英国《金融时报》就曾危言耸听地写道:“中国的邻国敬畏地注视着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工厂’；这个经济大国变成军事大国只是时间问题”。在那些死抱住冷战思维不放的先生们看来，中国发展起来了就一定是对世界的威胁，只有一个孱弱不堪任凭西方列强恣意欺凌的中国才最符合他们的利益。

　　既如此，国人对中国“世界工厂”说就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切忌人云亦云，盲目地加入这场多少有些“居心叵测”的大合唱，稀里糊涂地就上了他人的“洋当”。

　　中国充其量只是一个“世界车间”

　　纵观近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先后真正称得上是“世界工厂”的国家只有英国和美国。另一个比较接近“世界工厂”的国家应该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日本。

　　与以上这些历史上曾经的“世界工厂”相比，无论是从经济总量和总体科技实力上看，还是从制造业本身的素质和竞争力看，特别是从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来看，中国都远远比不上当年的英国，更不能同美、日比肩。中国的GDP只相当于美国的大约1/10，美国的制造业的产值占世界的20%，日本占15%，中国仅占5%。中国只是基于自身的特有优势，拥有巨大的加工生产能力，中国现在只能算是一个“世界车间”。

　　愤愤不平是远远不够的，必须立足于现实

　　打工者挣工钱，老板赚利润，本无可厚非。眼下中国的确出现了资源紧缺、效率低下、环境污染等严重的问题，于是就有善良的人们提醒国人“不可以环境代价换取高速增长的GDP”；还有理想主义的经济学家，告诫中国的企业家“要注重核心技术自主研发，打造自己的品牌”；更有人对中国人为世界打工耿耿于怀，发出了“什么是世界工厂？就是用自己的资源替发达国家生产低级工业品，用自己的身体去承受污染，所赚取的不过是微薄的加工利润”的感慨。愤愤不平之情溢于言表。

　　中国当然要追求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当然既要谋当代之利，更要为子孙后代造福，当然应该通过加快自主研发，迅速提升制造业的水平与档次，打造自己的世界级品牌。然而，对这些问题的考虑都必须立足于现实，仅有愤愤不平是远远不够的。

　　制造业实际发挥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作用

　　立足于现实，从中国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把中国定位为面向世界市场的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的生产基地，无疑是明智的选择。尽管中国企业的确基本上处在全球制造业生产链的中低端，但制造业实际发挥了推动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引擎的作用。20多年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40%以上，提供了50%的财政收入，吸纳了近50%的就业人口，生产了80%以上的出口商品，创造了接近3/4的外汇收入。在未来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列车还得要靠发展制造业来牵引。

　　在加工贸易中，外商的确拿走了利润的大头，但中国绝不只是表面上实现了GDP的增长。站在全局的高度看，首先，保持GDP的稳定增长对于中国经济繁荣来说是绝对必要的。其次，就当前中国的实际而论，就业是硬道理中的硬道理。2003年，各类外企共吸纳了863万城镇就业人口，如若不然，中国当年的城镇登记失业人口将为1663万人，登记失业率将高达7.7%。更何况，外企员工的收入一般要高出社会平均水平的30%左右，属于社会中产阶层，其消费能力居各社会人群之首，是拉动内需的重要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可仅“以利润论英雄”，更应着眼于引进外资，发展加工贸易在增加就业、带动消费、维护与增强社会稳定方面的“间接意义”。

　　（作者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贸学院教授）

　　加工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中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传统方式，不能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其应否存在的依据，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对其内容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必要的调整

　　适时地赋予加工贸易以新内容

　　□杨小川

　　从20多年前珠海建立当时我国第一个加工贸易项目到现在，作为我国经济领域对外开放的主要形式，加工贸易已占我国进出口和利用外资的半壁河山，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功不可没。

　　随着我国沿海部分发达地区资源约束现象凸显，少数城市出现了要求迁移加工贸易型企业的呼声，加工贸易在当前我国开放型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作用如何？加工贸易之路还能走多远？

　　加工贸易不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其应否存在的依据

　　加工贸易是国际经济贸易中具有较强生命力的传统方式，它不以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作为其是否应该存在的判定依据，只能根据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来对其内容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必要的调整。在现今发达国家的经济中，也存在着令人关注的各种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区，这些经济功能区的主体内容就是出口加工贸易型企业。这些经济功能区正是这些发达国家经济最富活力、竞争力最强的地区。与此同时，一些转型经济体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正大力发展加工贸易型企业。这些国家纷纷制定政策，开辟特殊经济区域，改善国内投资环境，以吸引加工贸易项目落户，并对我国形成了竞争的态势。据此我们可以判断，出口加工贸易这一方式将在我国长期存在，绝不会在短期内消失。

　　加工贸易能否升级，取决于外商的战略意图和我们的引导政策

　　必须根据经济发展不同阶段所特有的内在要求，对加工贸易的内容和管理政策进行调整和完善，以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针对目前我国由加工贸易引发出的种种问题，如产业层次低级化引致国际贸易冲突、产业“飞地化”和假借加工贸易走私等现象，我们必须对加工贸易政策作必要的技术性调整和完善，以克服上述弊端，使加工贸易始终沿着符合我国总体经济政策和产业政策的方向发展。

　　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加工贸易呈饱和态势只是极少数发达地区，即使在这些“饱和”区域，高级形态的加工贸易也有着极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我们可以以加工贸易的形式介入高新技术产业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在附加值较高的产业领域进行加工贸易。而对于中国绝大部分地区来讲，对加工贸易尚处于饥饿状态，随着交通、通信等条件的逐步便利，向更为广阔的空间延伸加工贸易势在必行。正如国际贸易分为许多层次一样，不同领域的加工贸易也存在不同的层次。加工贸易能否升级，取决于外商进入我国市场的战略意图和我们所施行的引导政策。

　　以加工贸易的形式积极介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

　　所以，必须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适时地对加工贸易提出新的要求，提升其介入我国经济的深度和广度，按照比较利益原则，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合理布置加工贸易，依梯次递进的规律引导加工贸易向腹地延伸。为此，我们必须创新观念，发掘出我国新的比较利益优势。例如，随着我国高智力人力资本的聚集，我们在高智力人力资本方面的比较优势开始显现，跨国公司纷纷把研发中心迁往中国可作为佐证。这为我们拓展加工贸易的空间、提升加工贸易的层次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比较优势。例如，我们可利用我国廉价且数量相当庞大的科技人员队伍，在实验室研究、中间试验、软件开发、基因工程(基因芯片开发)以及新技术推广等领域开展加工贸易，以加工贸易的形式，积极介入国际高新技术产业的某些环节，这样做，既可获取利益、锻炼队伍，也保持了对国际水平高科技的跟进甚至超越，同时赋予了加工贸易以新的内容。这样看来，加工贸易在我国还有旺盛的生命力，少数发达地区面临的是提升和转移加工贸易的问题，而大多数地区面临的仍然是营造环境，吸引外资开展加工贸易的问题。

　　非均衡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经济政策指导，需要多元化的国际交往和合作

　　需要强调的是，国际贸易不是利益均等的游戏，利益的多寡是竞争实力对比的自然结果。那种认为在加工贸易中总是外商占便宜的观点是缺乏推敲的。我们决不能从纯理论的推导来作出取舍，来解释复杂的中国现实经济问题。任何单一的经济政策都难以穷尽中国的经济问题。同样地，单一的对外开放形式也难以完全满足中国经济的实际需要。非均衡发展的中国经济，需要多元化的经济政策指导，需要多元化的国际交往和合作。一般而论，我们既要跨国公司的高技术，也要灵活便捷的加工贸易。以高技术提升我国的产业水平，以加工贸易解决就业并获取经济利益，这正是我们的理性选择。

　　（作者系广东商学院副教授）

　　能否摆脱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的关键，在于本土企业能否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成为具有一定实力和支配能力的领先企业，这样的企业多了，依附性加工贸易就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如何尽快摆脱依附型发展道路

　　□蔡兵

　　改革开放以来，以珠三角等沿海地区为代表，加工贸易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我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在制造业领域，这种现象尤其突出，我国的机电产品、电子产品外贸出口的70%-90%都是以加工贸易方式完成的。在相当多的沿海地区，加工贸易企业密集，发展加工贸易成了这些地区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

　　也有学者对这种以加工贸易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提出批评，认为加工贸易的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两头在外，在国内的价值增值环节太短，从长期发展的眼光看，许多加工贸易对环境破坏大，对土地等资源的消耗多，且大多是受控于外国企业，“依附性”特征明显，对经济发展难以形成长久推动力。有学者甚至指出，如果不改变这种依附性加工贸易的发展现状，我国经济发展将面临“拉美化”的危险。

　　笔者以为，对依附性加工贸易，我们大体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认识。

　　发展中国家早期阶段发展依附性加工贸易有其必然性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在早期阶段，发展依附性加工贸易有其必然性，我国也不例外。

　　发展中国家要发展，就必须走工业化的道路。当今世界，工业化建设不能闭门造车，必须参与国际化分工，将国内外的资源和市场连接起来，是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化的一个基本方向。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及品牌优势与发展中国家的土地、劳动力优势相结合，一些技术水平不高、劳动密集型的加工和装配环节的生产活动纷纷进入发展中国家，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这种现象的出现具有必然性。因为发达国家企业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不如此则难以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形成成本领先优势，且难以迅速占领发展中国家市场。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自身缺乏发展工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不得不在发达国家向外转移加工装配环节时充当接受者角色，否则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无法快速起动，也无法实现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的积累。在这一过程中，发达国家企业始终掌握着主导权、控制权，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处于依附地位。

　　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并不具有必然性

　　发展中国家能否摆脱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并不具有必然性，只有部分国家能成功。

　　随着加工贸易规模的扩大，发展中国家能否最终具备自我发展能力，摆脱在发展中的被动和依附地位，存在变数。一部分发展中国家，通过发展加工贸易而积累了资金、技术和管理能力，这些新生产要素在本土经济的自我发展中发挥的作用不断增大。在这些国家或地区，加工贸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本土企业也开始崛起。如在韩国和我国的台湾等地，许多本土企业就是在从事加工贸易之后，积累了发展实力，将生产或经营环节不断向研究开发、关键部件及销售网络等高附加值领域延伸。这样的企业多了，国家或地区自身的经济自主能力和竞争力也就会提高，最终整个国家或地区将摆脱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走上自主发展道路。而另外一些拉美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却让我们看到另一种现象，在这些国家，外资的进入和本土企业被吞并、被消灭同时发生，加工贸易规模在不断扩大，本土经济却在不断萎缩，国家经济最终陷入对外资的严重依赖中无法自拔，当然也就摆脱不了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

　　摆脱依附型发展道路关键在本土企业从配角成为主角，从弱小走向强大

　　从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可见，发展依附性加工贸易本身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在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下的被动选择，这种选择在一定的时期和阶段具有合理性。我们讨论和关注依附性加工贸易问题，不应过多纠缠于应否走上发展依附性加工贸易道路的问题，而应当主要探讨如何尽快摆脱的问题。如果能找到摆脱方法并成功实施，我国就能像亚洲“四小龙”那样成为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否则将陷入发展依附性加工贸易的陷阱，出现“拉美化”也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从韩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的成功经验看，能否摆脱对依附性加工贸易的依赖的关键在于本土企业能否在外资大量进入时，在“与狼共舞”的环境中成长起来，从处于从属、依附地位的弱小企业，逐渐长大为具有一定实力和支配能力的领先企业，这样的企业多了，依附性加工贸易就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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