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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敬涛
商务部部长助理、全国三绿工程工作办公室主任黄海18日在北京说，目前国内食品安全面临的形势依然严峻，食品卫生平均不合格率仍达8%左右，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约为7%。据调查，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据7月18日新华社电)。
近年来，国内食品市场接连不断的丑闻，使中国民众对食品市场的信心遭到了几乎是毁灭性的打击。放眼整个食品领域，丑闻几乎就一直没有断过。央视的《每周质量报告》揭露出的一个个食品安全事件，包括德州扒鸡、平遥牛肉、龙口粉丝、金华火腿、张北蔬菜等名牌企业都曾经让我们“大开眼界”，瞠目结舌；从雀巢奶粉碘超标风波、光明“回奶罐”丑闻，直到虚标生产日期的“早产”三鹿……一件接一件的“丑闻”，一个接一个的食品“名牌”接连粉墨登场，它们在公众心中的地位也轰然“倒下”；吊白块、敌敌畏、添加剂……都随之而被我们所熟悉。苏丹红、本地黑等新鲜名词也不断为我们所接受。
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这样一个不怎么光彩的百分比，就是如此“炼”成的。
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为世人所知的美国学者福山，在1995年出版了《社会信任》一书。该书将社会信任看作是一种社会的经济资源，开创了伦理学的经济学研究的新领域。在福山看来，在商品、金钱等资本外，信任本身也是一种社会资本，可以把信任这种道德理念商品化。他提出，高信任度的社会里整个社会、社团联系便利，商业交易成本降低，可以导致社会成本的长期降低。建立高信任度的社会从而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也应当是一个社会追求的目标。
应该说，福山先生社会信任的资本化理论，很有警示意义。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如此之低的社会信任度，将会产生辐射效应，对整个社会信任度的打击也是极大的。如此之低的社会信任度，将加大商业交易成本，不利于市场经济体制的良性与健康发展。
所以，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是一个信号。政府和公共管理部门，应该站在社会资本的形成，甚至是以德治国的高度，采取相应的滋养和促进社会信任度的政策。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单向的企业道德自律和单向的强制监管，都已经收效甚微。在遭遇彻底的颠覆之后，我们需要从企业道德自律和法律强制方面进行双向的秩序重建。
一方面，我们应该以全体国民生命和健康的名义，尽快出台《食品安全法》，以制度、规则、法律的严密到位促成秩序重建；另一方面，应通过刚性的制度和规则，惩罚破坏信任的行为，同时奖励守信的人。比如增大违法成本，使企业主体在自我抉择与群体抉择时，不再随波逐流，使之内化并成为企业道德自律的理性杠杆，促成商业伦理的回归。
总之，信任的建立需要一个历史的过程，只有企业商业伦理的回归、道德自律与良好制度、社会生态环境的相互滋养，才能逐渐抚平消费者对任何一类食品安全性的信任度均低于50%的“伤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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