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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联合国不具有功能理性，那么它充其量只满足了其成员国的一种道德感
本报评论员 祝乃娟
6月8日，日本、德国、印度和巴西四国联盟向联合国提交了有关安理会扩大的新框架性决议草案，继续要求增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称新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问题可以等到安
理会扩大完成的15年后再解决。新决议草案仍坚持其原来提出安理会“增常”方案，即要求增设6个常任理事国席位和4个任期2年的非常任理事国席位。
联合国这个世界范围的治理机构，自安南于3月21日提交的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后，便开始了其寻觅改革之路的漫漫征途。
联合国改革的紧迫性绝对不是被夸大的。各国在经济层面的相互依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经济上的靠近促使了各国对于国际治理层面制度推进的迫切需求。如果说经济学家在研究市场机制和经济行为并得出一系列经济模型和理论时，剔除了权力的因素，那么，在世界范围内，这种剔除是不现实的，因为很难想象，各国自身的经济诉求在世界范围内不会与他国引发冲突。在这里，权力绝对是个自变量，各国权力的客观存在势必需要国际机制的有效协调。
带着这一切来自经济层面的最为朴素的对推进全球治理的需求，人们将眼光聚焦在了联合国及安理会等一系列改革之中。
在国际关系的理论研究当中，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堪称经典。现实主义强调国际之间的冲突，认为合作是有限的(卡普兰，华尔兹)；而建构主义则认为国际合作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国家之间可以造就一种从根本上就趋于合作的国际政治文化(亚历山大·温特)。联合国便是这样一个复合的母体——是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一个矛盾的结合体，其中，各国利益层面的冲突与理念层面的合作同在。
从二战后联合国成立，各成员国都开始了这样一个漫长而富有挑战性的建构过程，人们期待这种建构能为国际社会带来福祉，能够建构出一种和平取向的文化。但是，在此建构过程中，各国的动机和策略是遵循现实主义的，每一项制度和规则的出台，几乎都是凝结了各方力量相互较量的智慧结晶。安理会改革亦是如此，四国提案，可以看作这四国对于国际合作机制和国际治理机构改革的积极参与，他们要通过提案的通过获取更多的建构国际合作机制的权力和资源。然而，他们的动机也是明确无疑，那就是现实主义的利益考虑。
那么，联合国改革在这种现实主义(单个国家利益取向)与建构主义(合作的观念)的交锋中该如何进行？根据马克斯·韦伯的合理性概念，一项理性化的制度，是功能理性(制度的约束)，而非行为理性(单个国家)。那么，这个理论框架为我们看待联合国改革提供了有益角度，安理会改革不啻为联合国改革的重头戏，此次四国提案，如果仅仅是因为这四国经济实力的增长而同意其“入常”，那么，就会以偏概全，因为它并没有考虑联合国这个机构及安理会这个决策机制的功能理性(有效性)，而只是服从了四国从本身利益出发的行为理性。
联合国作为一种国际协调和治理机制，必须是有效的。如果联合国及安理会不具有功能理性，那么它充其量只满足了其成员国上缴联合国会费的一种道德感，而失去其应有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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