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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出现在央行的研究报告和各种官方场合的讨论中，“非正规金融”这个术语历久弥新。前些年，该名词开始有了一个同义语：民间金融。及至最近，源于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的疾呼言论、央行的一份正式报告及其引发的讨论，媒体和各方开始欣喜相告，这些名词所指代的同一件事情——民间融资终于获得了官方的“正名”。“正名”曰，“具有一定的优化资源配置功能，减轻了中小民营企业对银行的信贷压力，转移和分散了银行的信贷风险。”
这是一个迟到的“正名”吗？简要回顾中国金融发展路径中的相关“风险点”，会让我们更容易理解监管部门的谨慎。上世纪90年代，“层层办金融”曾演化为某种金融混乱局面，在广东，2000余家出问题的基层金融机构被关闭，填充“窟窿”的投入资金高达数百亿元。几乎是同样的时间，在浙江，地下钱庄、基金会、标会、银背等“融资机构”一直堆积并频爆金融风险，一度让监管机构伤透脑筋。如今，正是“非正规金融”的自身演变，为其获得“正名”创造了必需的前提条件，这些条件包括：渐成规模(不同地区民间融资占新增贷款的比重区间在15%~30%)、生产取向以及一定的风险控制和管理能力(江西省抽样调查显示，民间融资的偿债率在95%以上)。
对民间金融利率的解析具有某种指标意义。数据显示，温州民间融资利率在前两年维持在9.6%左右，2004年6月后则上行并维持在14.4%左右——显然一直高于“正规金融”的贷款利率。这个利率差价是市场需求和风险管理双重求解后的结果：一方面，渴求资金的中小企业由于无法获得正式金融渠道的资金，愿以更高的价格寻求资金来源(只要投入回报预期是划算的)；另一方面，提供资金的“非正式金融机构”上调了中小企业贷款人的“风险溢价”，用来实现自己的风险控制——市场自行求解的均衡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效果。此外，由于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尚未完成，这个利率均衡其实还包含了“金融压抑”的因素。各国经验显示，利率自由化进程将伴随着利率的上升，民间金融的利率水准其实是让我们开始“预修”，由市场和银行管理风险自主定价的利率水准是怎样被计算和确定的。
在经济学的语境中，非正规金融对应的概念是“灰色经济”。一些经济学家喜欢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整个经济体可以被比作为一座冰山，若不考虑黑色经济，那么灰色经济可以被设想为隐藏在水下的那一部分山体。可以想见，越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水上的山体比重会越大；而越是转型经济，水下不明山体的占比就越高。隐在水下，意味着没有透明、明确和可遵循的市场交易规则，而这将导致的必是更高的交易成本、更大的风险和更多的不确定因素。
民间金融从“非正规金融”向“正规金融”的迁移，恰恰是一个水下山体逐渐上浮出水面的过程。目前，我们似乎已经到达浮出水面前的某个“临界点”。正如很多经济学家所呼吁的那样，将非正规金融纳入正规金融体系的监管，是越过临界点的唯一推动力。简单来看，越过临界点至少要包括以下几个条件：通过正规渠道登记注册；监管当局获取各项金融和风险管理数据；民间信用资料的积累和民间信用在制度上的某种保证。事实上，监管当局的一些地区分行和支行已经开始对民间借贷进行监测，定期汇总借贷的利率情况。虽然这种监测和监管还相去甚远，但每一个进步都令人鼓舞。
由于民间金融主要瞩目中小企业，并往往“偏安”于某一区域市场，其成长还引发了我们对金融业未来细分格局的遐想。在一个多层次的完善金融市场中，不同金融机构着眼于不同的“细分市场梦想”：全球市场、全国市场、地区市场、某一行业市场、或者某类企业的市场……目前，中国金融体系大的架构已现，但依旧缺失在每个细分市场上的完整“枝节”，延伸并生长为这些不可或缺的错落“枝节”，也许是“水下冰山”上浮后民间金融的未来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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