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论坛须正视文化贸易逆差现实(图)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指出，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很长时间　　昨日上午的财富论坛会议结束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接受记者采访。本报实习记者高松摄

　　昨天上午，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办的《财富》论坛“文化圆桌会议”上，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发表了题为《媒体在中国日益重要的角色》的演讲。赵启正指出，在中国和世界之间信息互动需求剧烈增长的今天，媒体正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不过，赵启正同时表示，包括媒体在内，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贸易”逆差高达10-15倍，这是必须正视的现实。

　　中国媒体发展迅速

　　赵启正说，近20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可以说每天一个新中国。若想积极推动这种变化，或仅仅享受这种变化、适应这种变化，都需要每天发生的信息。这包括国际的和中国的，不仅影响社会，也影响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命运，影响每一个企业的前途，特别是中国在加入WTO之后，中国对世界信息的要求，和世界对中国信息的要求，双向剧烈增加，这种需求不仅是经济方面，也包括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在这种快速发展中，中国媒体得到了发展的机会，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内容上愈加丰富，国际新闻篇幅也增加了。”

　　赵启正称，目前中国有报纸2000多种，杂志8000多种，电视台和广播电台约有2000个频道，有近10亿的电视观众，同时有接近1亿的互联网使用者。

　　中国媒体产业仍有差距

　　在谈到中国媒体蓬勃发展的同时，赵启正还指出，与国际同行相比，中国传媒在资本、经营网络、经营理念、管理体制和人才素质方面还有较大差距。特别是文化贸易方面，我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逆差是以5-10倍的数字来呈现的，中国书刊版权贸易上的逆差更高达10-15倍，个中原因除了我国大量进口高科技书刊之外，国内出版部门推销能力差、中文普及性不够也是重要的原因。

　　又如影视业，像《泰坦尼克号》和《指环王》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的效益，而中国电影的出口却很少，特别是在美国，很难得到广泛传播。赵启正认为，这不仅与文化差异有关，也和国内影片投资不够有关。美国大片投资平均接近1亿美元，而中国较重要的片子投资仅1000万元人民币。

　　此外，推销手段上也不如人，像好莱坞制作商有时甚至用1/2的拍摄费去宣传，中国这方面的投入仅1/10.“索尼娱乐公司一个负责人跟我讲，中国不缺乏一流的资金，缺少的是一流经纪人，可以找厂长经理来经营文化事业，而不一定让演员来经营。”赵启正如是说。

　　除了文化贸易逆差之外，在回答西方记者有关中国传媒走向世界的提问时，赵启正表示，中国媒体成为世界主流媒体，还需很长时间，甚至要10-20年。其中主要原因不在语言的障碍，而是文化差异。

　　另一个需要沟通的地方是，要从“西方想了解中国的情况”及“中国对外传播的信息”之中找到一个折中点。

　　本报记者李宗品

　　业界声音

　　《英雄》、《十面埋伏》投资人张伟平

　　扭转逆差就要拍好影片

　　中国电影要参与国际竞争，光靠小成本的艺术片去三大电影节上拿奖，现在行不通。事实上，国外对这类中国影片的关注是微乎其微的，特别是在国外观众群中影响很小。

　　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竞争力体现在观众的人数和票房上。我很了解国际电影的情况，就我的感受而言，要想扭转目前中国电影出口逆差或者达到和好莱坞影片在市场份额上的平衡，那就要拍出有竞争实力的好作品，用帆板去打航母很难，所以我们要打造自己的航母或者驱逐舰。

　　我们可能不像好莱坞那样一部片子砸进2亿美元，但是我们投入3千万元人民币也能创造同样的效果。《英雄》和《十面埋伏》在北美的情况就说明中国电影在国际市场还是有竞争力的。

　　一个导演的成功是一个系列产品的成功，同样，中国电影要想在国际电影市场上立住脚，那么就要有一系列的拳头产品。

　　《孔雀》、旅游卫视投资人董平

　　提升产值需要引入竞争

　　在我们全年的票房中，国产影片的产值不到一半，这样的现状不仅是我们的产品本身有问题，而且也存在一些客观的外部原因，我们的产品还是很难进入国外的市场。

　　电影产业改革的力度从2002年开始加大，确实推进了文化产业的进步，民营资本进入了产业领域的各个环节，还有对外商的开放。这些措施的影响就是，文化产业的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具体地说影片的数量和电视栏目和电视剧的制作水平都相应提高了。但是这些政策在任何一个法制国家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还在继续认识和发展阶段，还需要修正和淘汰一些不适宜竞争的环节。

　　通过政策不断的推进，政府管理水平的提升，文化产业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我们现在能看到前途在哪里，我充满希望。

　　本报记者冯睿

　　国产影片差距在于推广宣传

　　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总经理刘祥惠认为，国产片受冷落的原因主要在于投入

　　少目前国内影片进出口市场处于贸易逆差。根据新影联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进口影片大概有4亿多元票房，而卖出去的影片票房只有几千万元。昨日，记者采访了北京新影联院线公司总经理刘祥惠。

　　“好莱坞大片与国产影片的宣传手段是如出一辙的，无外乎媒体宣传、海报及各类活动。区别在于投入的数量、品种和资金等方面。”

　　国产片应有自己的宣传优势刘祥惠说，从营销角度上来说，国外影片和国产片并没有严格上的不同，但是国外影片的宣传气势远远盖过国产片。一般来说，进口片的片方会利用国外的媒体和国内的办事机构，由专门的宣传广告策划公司来运作。

　　刘透露，进口片的宣传费用一般占投资总额的10%至30%，有的甚至高达50%.而国产影片的宣传费用一般控制在6%左右，有的影片市场推广费用只有10来万元甚至只有几万元。这两年也有个别影片加强了市场推广，比如《英雄》、《十面埋伏》等，也是因为有外资的参与。

　　刘说，其实，国产片应该有自己的宣传优势。比如能随时举行演员见面会，以及隆重的首映仪式，使观众与演员零距离接触。况且，国内的演员在影片的前期宣传是不收费的。而好莱坞大片，因为演员身价太高就很难做到这一点。

　　国产片的差距在于投入少目前国内影片处于贸易逆差。根据新影联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进口影片大概有4亿多元票房，而卖出去影片的票房只有几千万。“卖出去的影片很少，而且大部分是艺术类影片，商业价值不高。”

　　好莱坞的很多片子的投资都在1亿美元以上。而目前国产影片的投资一般在300万至400万元。超过1000万元的国产片，在新影联院线影院上映的每年大概能有3到5部。

　　此外，进口片拷贝比较多，在市场上投入的影片多，而国产片的拷贝则难以做到这点。刘认为，国产片受冷落的原因除了文化差异外，主要在于投入少。“因此，真正的国内大制作形成好的市场还有一段路程。”刘祥惠说。

　　本报记者许小青

　　声音

　　上个世纪末，英国的博拉顿召开了世界第18次哲学大会，在那次会上提出“新的世纪是文化世纪”。由于因特网、卫星电视等新的通讯方式的发展，媒体越来越重要了，文化也越来越重要了。文化可以促进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成为发展的障碍因素。而中国在这次新老世纪交替之际，提出了一个全国的战略方向，就是要发展先进文化，我们要继承传统的优秀文化，克服不适应时代的落后文化，这是中国一个很响亮的命题。

　　———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

　　资料

　　中国传媒业的成长与变化

　　近二十余年以来，影响中国传媒业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媒体的产业化发展和传播技术革命。它使中国传媒业至少发生了如下重大的改变：①报纸：2119种，其中日报947种，占44.7%.②图书：出版社568个，2003年全国共出版图书190391种，其中新版图书110812种。③电视：目前我国拥有电视台320座，教育台62个，共播出1132套电视节目，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4.8%；全国有线电视用户10508万户。④广播：目前我国拥有广播电台282座，中、短波广播发射台和转播台744座，共播出1777套广播节目，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93.6%.1981年中国的广告业由1.18亿元的经营额起步，经过24年年均增速33.7%的发展速度，总量增加了1050倍，继2003年首次突破1000亿大关后，2004年广告总额达到1238.61亿元的水平。

　　媒体是国家发展“软实力”

　　喻国明表示，随着社会发展，文化软实力将受到关注

　　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他参与了16日财富论坛媒体议题的拟定。昨天，他接受记者采访，就“媒体推动中国”这一话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之所以设置这个议题，我们希望大家来关注媒体作为一种软实力在国家发展中的独特功能。”喻国明开宗明义地说。

　　媒体是一种需要重视的“软实力”他说，一个国家是存在两种实力的，一种是硬实力，一种是软实力。硬实力通常是指国家的GDP、硬件设施等，而文化、制度、传媒等被称为软实力。

　　在改革开放初期，硬实力比较受到重视。而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以文化、制度、传媒建设等为代表的软实力日益受到关注。

　　喻国明认为现在是重视这一软实力的建设的时候了。他分析说，一般地说，行政权力拥有暴力资源，比如警察，军队，这些暴力资源可以用来管理边界及基本社会秩序，这在封建社会、奴隶社会表现得比较明显。而进入工业化社会，当社会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资本的力量，财富的力量作用就显得比较突出，它们成为一种最重要的权力资源用来进行社会事务的管理和资源配置。

　　媒体在发展中国家的“独特功能”喻国明认为，媒体这一“软力量”在发展中国家有一个有别于西方“第四种权力”之说的“协助社会实现现代化发展”的功能。

　　“媒体在发展中国家可以有效地协调社会力量，解决一些关键问题，更积极的是，它还可以激发社会有识之士参与社会决策、社会管理。”

　　喻国明说，中国社会正处于深刻转型时期，各种利益正进行着调整，难免出现一些磕磕碰碰。要建设和谐社会，通过传播领域的改革开放，按照传播规律提升行政权力对媒体的有效调控，就有可能最大限度地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矛盾。

　　他同时指出，过去中国的媒体主要承担辅助决策和社会控制的“喉舌”功能，是国家行政权力协调社会发展的工具，现在这个功能还有可取之处。但是现在行政力量还要善于运用新闻规律来协调社会、管理社会，这方面西方的一些经验值得学习。

　　本报记者 王海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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