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时髦的商业词汇：外包

　　连股票、垃圾邮件和请月嫂照顾小孩都可以被称为“外包”，说明整个世界已经成了一个外包俱乐部，而争取成为它的成员显得尤其重要

　　本报记者 路克 席斯 严芝

　　自从17年前时任通用电气董事长的杰克·韦尔奇的那次印度之旅后，一种新的业务就 开始逐渐在全球大行其道，以至到了今天，“外包”已成了全球商业世界里最时髦的词汇，无论是把编写软件、设计晶片、催收债款、呼叫中心业务搬到国外，还是在别国制造垃圾邮件甚至请人照顾夜间不停哭闹的孩子，都可以被称为“外包”。

　　外包真是太好了。印度软件科技园的官员们称，在班加罗尔，每周都会有两三家西方公司的新业务开张，越来越多的公司将从软件开发到企业后勤支持等工作外包给印度。已在班加罗尔设立办事处的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印度业务主管袁子文预计将有更多的中国企业与印度达成外包协议，而近几个月来大约已有100个中国代表团来到印度，考察该国的高科技行业。

　　2003年，外包业务为印度带来了超过70亿美元的收入，而且，人们还普遍预计到2007年这个数字会翻一番，到2012年再翻一番。印度执政党国大党的高级经济顾问杰拉姆·拉米什说，韦尔奇1989年的印度之旅是印度信息技术行业的转折点。通用电气在印度的投入给印度的科技和商业服务领域带来了至关重要的声誉、资金和使印度人学到了丰富的经营技巧——这些技巧目前仍是印度企业在全球市场竞争的有力武器，而且经常被用来对付美国企业——而那个时候，其他外国企业还将印度视为死水一潭的风险之地。

　　塔塔咨询服务公司是印度最大的软件公司，其CEO拉马多里说，在截至2004年3月的一年时间里，来自通用电气的业务使该公司的收入接近16亿美元，而上世纪90年代初期，其年收入只有3700万美元。

　　在此过程中，通用电气自己也节省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其中仅后台业务即可每年少支出3亿美元。

　　步其后尘。美国运通、英国航空等公司也把一些后台业务转移到了印度。通用电气前亚洲业务主管、现任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另类资本部门副董事长的查克·皮珀说，同样一笔资金如果投向印度，公司就可以多招50%的员工。

　　在印度，一名具有2-4年工作经验的编程员的年薪约为1万美元，而在美国，具备同样工作背景的编程员年薪则高达6.2万美元。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家咨询公司提供的数据还显示，印度呼叫中心一名员工的年薪只有大约3000美元，而美国员工要超过2.7万美元。

　　正是这样的双方受益使外包充斥了世界的各个角落和媒体，整个世界似乎正在变成一个外包俱乐部。总部位于斯德哥尔摩的Transcom相信几千名有着多种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东欧员工，将有助于自己在欧洲日益增长的呼叫中心市场上取得主导地位。公司CEO基思·拉塞尔称，这是他们的近岸战略，可以使呼叫中心从地域上来说更接近发包公司的目标客户。现在，该公司已在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和匈牙利等23个国家建立了由42个呼叫中心组成的网络。在爱沙尼亚，居民的平均月工资是450欧元(1美元约合0.78欧元)，相当于法国或德国的1/3。

　　不过，欧洲目前只有15%的公司将业务外包，分析师预计这个数据将会很快增长。

　　就像通用电气和国际商业机器公司——根据高盛公司分析师的说法，蓝色巨人2003年在业务外包方面的销售额达到了23亿美元，2004年则翻了一番一样，传统上比较保守的行业，如保险公司和按揭经纪商等也都开始将后勤和客户服务工作外包出去。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些总部设在菲律宾的公司也纷纷在其他地区开设呼叫中心，以确保能够吸引那些想要分散风险的谨慎企业。例如，在亚利桑那州斯科特代尔附近，有2000人为总部远在马尼拉的呼叫中心接听电话。

　　总部位于菲律宾的ICT董事长兼CEO约翰·布莱南说：“在我接触过的美国公司中，很少有公司说他们不准备进行业务外包。”(下转18版)

　　北京和上海的一些超市已经不再摆放朝日啤酒。在饭馆里，部分消费者对日货的抵制使朝日公司投资的北京啤酒也受到冷落。在上海和成都，味之素生产的味精被一些超市拿下了货架；在广东市场，日本品牌的手机销量已经下滑，即便价格下降了800-1000元人民币(1美元约合8.27元人民币)也很少有人问津；而在郑州，私营零售商八方通讯上周就已停售日本品牌的手机，其中包括NEC和松下电器产业公司的产品。

　　中国连锁企业联合会的负责人们目前正商讨是否采取进一步措施抵制日货。该会信息部的一位女士对本报记者说：“领导们正在商讨下一步措施，一有消息我会马上通知你。”

　　这意味着中国民间抵制日货的浪潮很可能会进一步升级。

　　中日舆论界对去年中日关系的经典评价是“政冷经热”，但近来中日均有专家认为，随着两国国事麻烦不断和民间的对抗情绪日益升温，中日关系不排除有向“政冷经凉”转化的可能。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顾问研究员关志雄认为，尽管日本经济正在向中国转移，但中国经济正与日本渐行渐远。

　　早在2002年，对日本6.39%的出口增长率贡献度最大的就已是对中国出口。而自2004年起，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对中国的出口已占日本总出口量的16%。

　　这意味着一旦对华出口下降，日本这个以出口立国的经济体经济就会立即显出疲态。日本现在应该说正处于“受中国特需之益，托中国之福”的状态。两年前风行日本的中国经济威胁论至少在大型企业中销声匿迹了，因为中国使日本工商界得到了直接利益。

　　但世界银行已经把日本今年的经济增长率下调到了0.8%，原因之一在于今年2月，日本贸易顺差较上年同期减少了21.7%，而1月份则锐减约六成，其中中国从日本进口的增幅是26.8%，比2004年减少0.5个百分点。李光辉指出，对中国出口的萎缩是日本贸易顺差减少的主要原因。

　　这可以从日元的汇率变化中看出来。2月底以来，日元汇率已从1美元兑104日元迅速跌到1美元兑109日元。这表明投资者对日本出口乏力会阻碍日本经济复苏步伐有所担忧。

　　他说得没错，因为即使是像宝洁这样对来自外部的创意一贯拒之门外的公司也已在产品周期越来越短的世界变化中转变了作风。这家日用消费品巨头除了计划未来几年把包括办公室管理、会计和人力资源管理等超过40亿美元的业务分包出去外，还在互联网上加入了3个科学家网络，将六七十万名散布于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和科学家联结在一起，以使之能够为自己提供各种建议性的解决方案。该公司洗涤和家用产品部研发主管纳比勒.萨卡卜说：“以前，我们好像是把合同扔出墙给他们，现在他们更像是我们实验室的延伸。”

　　这样，通过创意外包，自2000年起，宝洁的销售额已增加了120亿美元，而研发部的人员则从8500名减至7400名。公司董事长雷富礼说，3年前，宝洁的研发支出占销售额的4.5%，现在这一比例降到了3.5%。

　　与宝洁相仿，全球大型制药企业，包括西方国家那些刚刚起步的企业，也纷纷将研发业务外包给人力成本低廉的中国，比如罗氏、辉瑞和诺华制药。而名不见经传的开发用于治疗心血管疾病药物的制药商TargeGen，则把化合物的筛选工作转交给了无锡的一家公司。

　　尽管一些高度复杂的研发项目，如观察人体如何对疾病做出反应之类只能在西方国家进行，但制药公司发现，把新药疗效的化学测试交给中国科学家来完成更划算，因为他们的年薪不超过2.5万美元，约是西方同行的1/10。

　　和印度一样争取成为全球外包活动的中心是有益的，但和印度不太相同的是，由于英语能力薄弱、知识产权保护不利以及管理人才匮乏，跨国公司的信息技术业务目前还不可能大规模外包给中国。芝加哥科尔尼管理顾问有限公司的西蒙·贝尔认为，中国要想在提供信息技术和外包服务方面与印度齐头并进，还需要10年的时间。不过上海微创软件有限公司总裁王晔说，如果跨国公司没有改变其中国发展策略，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的信息技术外包行业将在未来5年内飞速增长。

　　这是中国乐于见到的结果，然而中国也在为成为垃圾邮件的“外包热土”而头疼。英国网络安全公司Sophos的一项调查发现，2004年2月-8月，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垃圾邮件占全球垃圾邮件的比例从6.24%增加到了11.63%，几乎翻了一番。这些自由贸易世界最不需要的东西的传播者为了避免在本国遭到打击而大多把活动转移到了亚洲并在中国租用服务器。

　　“外包”确实成了一个随处可见的词汇，它已被人们用在了各个可能的地方。比如，最近在报道越来越多的印度科技公司计划将公共流通股从孟买证交所转至纽约证交所、纳斯达克市场交易或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时，一家境外媒体拟的标题便是：印度科技公司“外包”股票。

　　《华尔街日报》也非常时尚。为报道那些为腾不出时间或没经验照看子女的父母提供相应服务的行业，它的一篇文章的导语是：“可以这么说，现在照看孩子的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外包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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