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招工难：当民工不再年轻 谁还会在乎他们

　　

图：在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街头，刚刚放工的大批民工与本地居民在街头融为一体。但是很多民工觉得他们只是这里的匆匆过客。刘燕红宋荻/摄

　　新快报记者　刘燕红　宋荻

　　在过去的几天里，本报以四个整版的篇幅对全社会广为关注的招工难问题进行了深度报道，记者足迹踏遍珠三角、长三角以及民工主要输出地，通过大量详实可靠的第一手材料，剖析了招工难的现状和成因。今天，本次“关注招工难”系列报道已经接近尾声，记者再次把触角伸进民工的内心世界，从关心他们的命运出发，期望给用工单位及为政者提供一个 值得深思的视角。

　　40岁，对于城市中的企业精英们来说，这正是他们走向事业巅峰的年龄。但是，对于许多民工而言，40岁却意味着他们在城镇打工生涯的终结。

　　记者在深入采访招工难现象时发现，珠三角许许多多的工厂在经过20多年的飞速发展后，目前正面临着民工“40岁现象”的冲击。所谓“40岁现象”，是指企业出于控制成本的需要，最大限度地压低用于外来工的各种支出，大部分外来工由于无法获得培训和提高的机会，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重复着低水平的劳动，大量年轻的外来工在被透支体力和脑力之后，在40岁左右又被城镇抛弃，无奈地逃离城市。

　　“40岁现象”集中反映了工业化对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掠夺性使用。“用之而不养之”，农村又怎么可能无限制地成为城市劳动力资源的“蓄水池”？

　　40岁，他们只能离开城镇还乡

　　记者见到彭彩凤时，她站在厚街赤岭的娱乐公园门口，脚边堆着一大堆行李，准备回四川老家。40岁的彭彩凤，看起来就像50多岁的人，眼眶深陷，染成草黄色的头发中隐约露出灰白色的发根。与周围一群来公园游玩的20多岁的年轻鞋厂女工相比，显得格外突兀。

　　她告诉记者，她来东莞打工有七八年了，之前还在深圳打过工，因为几乎总是加班，她根本没有闲暇学习什么技能。这次回老家后，就不会再回来了。年纪大了，都40岁了，很少工厂还会要她当普工，还是回家种田吧。

　　彭彩凤说，一个女人家，就是这个命，出来打工，完了就回家种田、带孩子，其他也没有什么好做的。做生意，村里早就有很多家杂货店，再说自己也没有做过生意，摸不到谱。

　　其实，像彭彩凤这样打工到30多岁、40来岁后只得回老家的现象在珠三角并不罕见。

　　2月26日，深圳市宝安区沙井镇劳动站一楼大厅聚集着十多名被工厂无故辞退的30多岁的男工。为首的工人张国平，33岁，来自江西。他愤愤不平地告诉记者，他们这群工人在沙井的一家纸品厂工作了十多年，但是昨天厂方说辞退他们就辞退他们，也没有给他们一分钱的补贴。

　　人群中，一年纪较大的工人还拿出他胸前挂着的厂牌告诉记者，“我是1998年进厂的，工作那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厂方昨天辞退我们的时候只给了工资，什么补贴也没有……”

　　张国平告诉记者说，他们这帮工人因为不满意厂方的一些行为，和新来的经理理论一番。谁知经理出口就说“你们要走就走，走了后还有大把人来应聘，工厂又不是少了你们就不行！”张国平望着劳动站外绵绵的春雨发愁，“说辞就辞，这帮工人晚上去哪住啊……”

　　3月5日，记者再次给电话张国平时，他说，离开那家工厂，他准备用自己打工多年的积蓄自己开公司。他算是那群工人中比较幸运的，从技术人员干到经理，所以还有些积累。其他工人则至今还在找工作。“没有其它挣钱门道，只能就这么打工下去，要不就回家种田。40岁的女工更难找工，只能在企业做做清洁卫生……”

　　回乡种地，一个美丽的童话？

　　-新快报记者　熊剑峰　梁健中

　　企业用工紧缺在珠三角地区出现后，有部分分析人士认为，民工荒现象和此前中央采取的减免农业税的政策措施密切相关，种地重新有利可图，民工重新回到土地上去了，不愿意出来打工。

　　记者在调查采访过程中，多次与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工讨论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民工都表示，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回乡种田，而且有相当部分的民工是在免除农业税之后才走出家门出外打工。

　　安徽宿州市的农民工卢书涛向记者表示，他家里种了十亩地，一年的总收入也就在6000元左右，刨去化肥农药和其他农资投入，一年的纯收入2000元出头，家里老婆养了几头猪，但是“养猪的钱只够日常支出”，但“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过去他一家一亩地要交160多元的各种税费，总共要交1600多元的税费，“一年辛苦下来，只能够打些粮食养活自己”。

　　来自苏北地区的老赵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他家里也是种了十亩地，一年可以种一季水稻种一季小麦，一亩地产出的水稻和小麦一年分别能够收入1000元和600元左右，一亩地的本钱大概在600元左右，因为自己要留下吃的粮食，一年下来，毛收入也是在8000-9000元之间，纯收入为5000元左右，免除农业税后总共向上面交了八十几元钱，其中还包括全家4口人每人10元的农村医疗保险。他们家总共四口人，两个孩子一个21岁一个22岁，据老赵介绍，他们家这样的收入已经在村里算得上中上游了，可是即便如此，平均下来，四个成年人每人每月的可用资金只有100多元。

　　老赵说，两个孩子的年龄也不小了，马上面临成家立业的经济压力，这也是他们一家四口三个人出来打工的原因，现在大孩子在上海嘉定地区打工，小孩子还在找工作，自己46岁了还可以干几年，只不过家里人不让干重体力活。

　　记者所采访的大部分的民工都是和老赵情况类似，种地收入有限，经济压力又大，到城市打工实际上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一个民工7年的打工记忆———“加班，不停地加班”

　　-新快报记者　魏凯　林波

　　自从18岁从职中毕业后，廖伟华就和30多名同学一起，进了汕头一家知名品牌鞋厂当车工。在此后的7年间，廖伟华还在顺德、厦门当过鞋厂车工、家具厂油漆工以及电子厂装配工。2004年底，25岁的他辞工回到老家赣州宁都。今年春节后，廖伟华靠着熟人推荐，在赣州经济开发区赣南工业园的一家大型鞋厂找到了新的落脚点，成为一名车间工人。有了以往在汕头鞋厂的工作经验和技能，如今他在家乡工作起来可谓驾轻就熟。谈起7年来的打工经历，廖伟华可谓感慨良多。

　　小廖告诉记者，当年去汕头之前他兴奋不已，因为早就耳濡目染许多同乡去广东打工挣钱回家过年聊天时略带骄傲的语气，他也十分向往到广东打工，“想去见见世面，看看外面大城市的样子”。

　　然而，城市的高楼大厦和花花绿绿的生活带来的新鲜感没持续多久，廖伟华逐渐体验了真实的打工生活：从7时起床，啃几个硬包子就开始上工。一进厂房，巨大的机器噪声扑面而来，操作机器打磨手中的鞋模一直干到下午6时，其中在中午有半小时吃饭，典型的伙食是漂着白菜叶的汤水或青菜。绝大多数情况要加班，一般是干到晚上9时，每到年前旺季，则连续三四个月夜夜加班到凌晨零时以后，没完成当天的加班任务不准下班，否则要扣钱，通常罚50元。接近凌晨时分，所有人都拖着疲惫的身躯返回200多人挤在一起的大铁皮房，天花板只开一个狗洞大小的窗户，冬冷夏热，爬上高架床横七竖八地躺下便立即睡着，直到第二天的早上7时，周而复始，连续一两个月没有休息日。

　　小廖还说，鞋厂在包吃住的基础上算计件工资，基本工资300元加计件工钱。一年中淡季可每月挣600元左右，年前旺季算上夜夜加班的工钱可以拿到1200-1300元。

　　廖伟华说，他有个同在汕头工作的同乡比他境遇还差，那人曾在一家小型食品厂当炸薯片的小工，每天都必须在高温达1700多℃的滚油锅边工作。如此工作环境，没有休息日，每个月工资固定在300元一个月。廖伟华回忆说，当时这位老乡抱怨工作太苦，老板知道后批评说：“年轻人应该多吃苦！”结果没过一个礼拜，这老乡就卷铺盖辞工了。

　　在汕头鞋厂做了近两年，廖伟华换个环境去了顺德，在一家家具厂做油漆工。工资待遇、吃住条件和汕头相比变化不大，同样是旺季日日加班到深夜，变化的是工作环境，从以前的噪音厂房换成了满天飞舞木屑的车间和空气中四处漂浮的灰尘颗粒。“上班进去时头发是黑的，下班出来头发就成白的了，小灰尘吸到肺里堵得很，咳都咳不出来。”

　　促使小廖再次辞工的直接原因是，同厂的一名四川籍工友因为整天吸入灰尘，得了职业病———肺炎。“老板根本不管，辛苦打工挣的钱全看病了。”

　　廖伟华7年外出打工生涯的最后一站是厦门某电子厂，做装配电板的工作，“当时听说那里工资高，一个月1700多元对我是个诱惑。”在那里做了一年多，工资的确拿到了1700元，但最终也没攒下多少钱。分析其中原因，他说：“那里的物价太高了，在外面吃个盒饭都要3-5块，在城中村租房子也要200多块，每天房租就是七八块，算下来也没多少钱。”于是，他最后辞工回家了。

　　7年在外面的世界转了一圈，种种打工经历留给廖伟华的印象最深的只有一件事，“加班，到哪里都要不停地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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