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大开发之后 西部离东部究竟还有多远

　　-述评-本报记者 王海坤

　　“十五”计划最后一年的早春，中国的西部。

　　干渴、贫困的西海固山区汲水的水窖增多了；桂东南的山乡传出了隆隆的机器声；青海的荒山染上了星星点点的绿；广袤的新疆正在以加速度修建一个个地方机场……

　　几乎与此同步，甘肃河西走廊腹地的一个农家，两个渐渐成年的女儿只能共穿一件衣服；贵州山区的儿童们，年龄不论大小，还是那么一拨一拨地与学校无缘；宁夏北部重工业区在全国煤电热的冲击下，钞票日渐增多，天空却日渐灰暗；云南民营企业在经历了短暂的辉煌后，融资无路，生存异常艰难……

　　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改革开放20年后的中国西部，特别是西部大开发5年之后，经济、社会正在快速发展的这一地区，离经济发展并未减速的东部究竟还有多远？最近，《中国经济时报》与搜狐财经共同发布的“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状况公众调查”问卷统计结果表明，在西部大开发5年后的今天，却有58.01%的人认为东西部差距拉大了，在各种观点的比例中占绝对优势。

　　中国究竟该怎样面对东西部的差距？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这是一个无法绕行的命题。

　　GDP“航标”之比

　　在众多的指标当中，GDP(国内生产总值)虽然不是惟一和绝对科学的衡量标准，但它仿佛一个“航标”，能够在一个时间段以内让人们清晰地看到西部与东部的差距。

　　中国的西部地区，12省市区土地面积约672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七成，人口有3.3亿，大约是全国总人口的1／4。就是这样的一片区域，在西部大开发5年间，经济发展速度都达到并超过了自己的历史最高水平，同时连年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这似乎应该给人们一种直观的印象，西部经济的快速增长使其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正在缩小，至少会停止东西部间差距的扩大。

　　但事实却是，东西部差距的扩大不但没有停止，而且呈现出继续增加的趋势。就连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副主任李子彬也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坦承这样的现实。

　　2003年一篇《审视西部大开发》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组关于GDP的数据：从GDP增长率差距看，1998-2002年4年间，东西部GDP增长率，以1998年为100，东部11个省、市、区GDP的4年增长指数分别是：7.36%、20.51%、32.85%、44.59%；西部12个省、市、区GDP增长指数分别是：4.82%、13.70%、24.59%、36.20%。4年时间，在西部与东部的增长率都有很大提高的基础上，西部与东部增长率的差距却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6.81个百分点、8.26个百分点、8.39个百分点，呈逐年扩大趋势。

　　从人均GDP看，西部人均GDP从1998年的498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522美元，2000年的566美元，2001年的605美元，2002的663美元，2002年比1998年增长33%。而同期东部人均GDP由1998年的1212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1704美元，增长41%。

　　而此前，从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来看，199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GDP占全国比重也一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1990至1995年，西部GDP占全国比重基本是以年均0.6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西部GDP占全国比重分别为13.6%、13.5%和13.4%，虽然1995年以后平均下降速度由0.6个百分点减缓为0.1个百分点，但是总趋势仍在下降。

　　2004年，东部GDP是西部的2.62倍。在31个省、市、区中，广东GDP总量居全国第一，约占全国总量的10%；山东GDP居全国第二位；江苏、浙江GDP分别居第三、第四位。排在前八位的省市，有7个都分布于东部地区；排在25名之后的省市区，却几乎都属于西部地区。

　　虽然在过去的5年间，西部大开发政策在带动西部发展加快的同时，也使得西部与全国年均增长速度的相对差距，从1.5个百分点下降到0.8个百分点，但这并不能抵消东西部差距继续拉大的现实。针对这样的现状，国内有关方面正试图通过建立新的投资机制和推进《西部开发促进法》的制定与颁布实施，来改变下一阶段西部大开发的轨迹。

　　投资“引擎”之距

　　投资无疑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对比东西部投资指标，便可以窥出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深层次原因。

　　对此，长于地区经济问题研究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院副院长王一鸣曾有过这样的阐述：在西部地区投资的格局中，国家和政府的投资占有绝对比重，非国有投资和外商投资比重甚微。王一鸣指出，根据近几年来西部的经济发展数据，可分析出西部地区的投资对政府投资的依赖性十分严重。有数据显示，2000年至2002年，西部固定投资的年均增长率为18.8%，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6个百分点；2003年上半年全国投资增长率为31.1%，而西部省份内蒙古投资增长率超过了130%，这无疑是个惊人的数字。实际上，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5年来，针对西部地区陆续新开工的60个重大建设工程，国家投资总规模就为8500亿元人民币，这其中，国家和政府的投资占有绝对比重。这些投资大多涉及基础设施领域。截至2003年底，西部生态环境建设累计也获得了500多亿元的中央投资。

　　然而有意思的是，2000-2002年3年间，国家投入西部的国债资金为1600亿元，约占全国三年国债发行总额4500亿元的35%，按人均投资比例看，略高于全国人均的比重。但这些投资竟约有50%左右用于在东、中部采购设备、材料，从而顺理成章地成为推动东、中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与此相对应的非国有投资、外贸和吸引外资领域，单就外商投资比重来看，1997年至2002年，西部三个省的外商投资每年均在20个亿左右徘徊，这与东部沿海一个中等城市的外商投资规模相似，其间的差距可想而知；而非国有投资在西部投资中的比重大至为4%左右，东部通常为60%，数字落差巨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虽然西部地区实际吸收外资连续4年保持平稳增长，从1999年的18.4亿美元增至2002年的20.2亿美元。但与东部的快速发展相比，差距仍在继续拉大。与1999年相比，2003年西部地区在全国进出口和实际吸收外资中的比重分别下降了0.5个和1.4个百分点。对此已有专家明确指出，应关注外资分布不平衡造成的东西部区域产业结构、技术来源和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问题。即便如此，目前商业领域的外资仍将投资未来中国的商业亮点区域集中在东部，因为他们认为东部市场表现出的日趋饱和态势是一种动态的饱和，仍能为竞争中的外资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显而易见，外资已成为扩大中国目前地区差距的力量之一。

　　于是，很多人认为，缩小东西部差距首先应从投资“引擎”上作文章，尤其在西部，一定要动员非国有投资，而不能只依靠政府投资。要让民营企业在西部批量生长，以及建立长期稳定的西部开发专项资金渠道，建立财政性建设资金、信贷资金及社会其他资金等多渠道、多方式的西部开发投资长效机制等等。

　　出口“冷热”不均

　　2002年，中国出口200强和进出口500强的企业名单令人难以忘怀，该名单的一组数字极为扎眼：在出口额最大的200家企业中，东部地区企业有159家，占79.5%；中西部地区7家，占3.5%；中央企业34家，占17%；进出口额最大的500家企业中，东部地区有412家，占82.4%。中西部地区31家，占6.2%。中央企业57家，占11.4%。很明显，无论中国出口200强还是进出口500强的入围企业，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

　　2003年，在中国进出口总量跃居世界第四位的大背景下，出口大省(市)广东、江苏、上海、浙江、山东合计出口3287亿美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75%。浙江一般贸易出口额占全国比重提高了1个百分点，继续保持全国第一。广东加工贸易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占全国加工贸易出口额的48.9%。而地处“长三角”的江苏、上海、浙江出口分别增长53.7%、51.3%和41.5%，增速居全国前列。这一年，有一个背景很值得一提，那就是西部地区出口增幅最高，西部出口增长37.9%，比东、中部分别快3.2和6.3个百分点。即便是这样，东部沿海地区出口热度依然不减，反衬着西部地区出口的冷寂无声。

　　2004年，商务部科技司提供的统计显示，该年度中国进出口的突出点集中在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的继续高速增长，而其中凸现出的明显特征依然与东部密切相关，在此，东部沿海地区依然占据出口主导地位，只是长三角的出口甚至超过了珠三角。

　　除了出口指标，东西部企业“走出去”的现状也可以使人们看到东西部的差距。

　　在国家政策公开鼓励企业走出去的数年间，东部各省动作频频，浙江省为此实施“两个推动”战略，有数据显示，到2002年底全省在境外地区设立境外生产企业逾1000家，总投资5亿美元，仅2002年该省一年新批境外企业就达226家，总投资6000万美元；而广东，截止到2002年年底亦在境外共设立各类企业1082家，协议投资27.5亿美元；山东也采取了多种措施推动企业“走出去”，截止到2002年底，山东省境外企业、机构已达693家，总投资额7.29亿美元，投资区域分布在90多个国家和地区，境外加工贸易在全国各省市中位居前列。上海企业亦不甘落后，加快全球化经营步伐，对外贸易、投资建厂、跨国并购齐头并进，据说未来5年新增海外投资项目将达到500个，投资总额10亿美元以上。再反观西部企业，虽然西部企业也在喊走出国门，但雷声大雨点小，可观的实际行动微乎其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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