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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方华
每当看到查处红包和回扣之类的新闻时，大多数读者都会产生基本相似的矛盾心情：既欣慰，又狐疑。一方面，人们认为大力整治医疗卫生领域的不正之风完全是正确的，但另一方面，又怀疑所谓的“专项行动”能不能收到实效。
在现有医疗体制下，红包的存在有着某种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病人通过送红包获得了优质医疗资源和较好的服务，医生则通过收红包弥补了收入差距。虽然红包的社会身份非常暧昧，但它“有效”地配置了医疗资源，起到了一个调节阀的作用。我们可以指责红包败坏了行业风气，增加了病人的医疗负担，加剧了医患之间的矛盾，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有效的方法来替代红包，完成资源配置和调节的作用。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卫生部门虽然采取了高压态势强攻红包问题，患者却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效果，红包该送还得送，而且还得找熟人牵线，否则，“我怎么敢上手术台”？
红包问题是要查，但在结构性问题还不能解决的前提下，查处红包要以理性的方式进行。目前的“专项行动”是把这两个问题“打包”、一揽子治理的，这样的做法类似于眉毛胡子一把抓，不仅混淆了问题的性质，也造成了对职业道德、行业风气、体制矛盾和法治缺席的追问的紊乱。
首先，要把红包和回扣问题区分开来、分头解决。卫生领域的诸种弊端里，当属回扣为害最烈。如果不出所料，在两高即将出台的司法解释里，医疗回扣可能会被定性为商业受贿。一旦有了这个司法解释，法律在卫生领域的软弱形象将大为改观，那些大肆收受药厂回扣的局长、院长和医生，将面临着严厉的法律制裁，而不仅仅是内部追究。即使这个司法解释暂时未能出台，卫生主管机关也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打击回扣问题上。从已经暴露出来的情况看，回扣比红包好查，整治效果也比较明显，抓住一个线索，往往能牵出窝案来。只要卫生主管机关不护短，从医院的账目里找到回扣的端倪，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由于对红包的定性较为困难，在治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应该一方面大力进行医德教育，一方面理顺医生的收入结构，避免医务人员迫于经济压力主动索要红包。即使出现了红包问题的投诉，在查办过程中也应以纠正和教育为主，处分和吊销为辅。如果把红包当作回扣一样“严打”，不仅可能挫伤广大医务人员的人格尊严，也会让红包转入“地下”，变成一个无法解开的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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