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强生：做一个混业整合多媒体之梦

　　杨艳萍／文

　　与北京、广州、成都等其他几个传媒业相对发达的城市比，上海因为本地媒体的竞争并不充分，工资待遇与“灰色地带”的收入又远胜于大多数行业，与其他几个城市比较而言，它的人员流动性要弱得多。在上海媒体中，一直以来转行、跳槽的情况并不多见。然而，这种现象在今年的年初，突然有了一个令人瞠目的转变。

　　3月18日，上海大大小小的报摊上忽然冒出了一本印刷精美的大众财经类杂志——《理财周刊》。熟悉上海媒体的人，在这本新杂志的人员构成中发现了不少的老面孔。从总编、副总编，到四位首席编辑，清一色是上海几家大媒体过去跑财经的资深记者，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子报《新闻报》财经口的主力记者，几乎被它“一网打尽”，尽数收至《理财周刊》的麾下。

　　能让这几位在上海本地媒体中颇有点“江湖地位”的老记改换门庭，无论是现实的各种待遇、运作机制，还是未来的媒体前景，《理财周刊》显然给出了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交代。在这本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主办的刊物的背后，人们还看到了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身影——中国出租汽车行业的龙头老大、沪上老牌上市公司——上海强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涉足传媒，早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近年来先后介入传媒的上市公司已有40多家，占到整个上市公司总数的3％左右，但是它们所涉及的大多是有线电视类，真正进入纸质媒体，而且出手就上亿投入的，并不多见。一向以城市公交为主业的上海强生，现在已经对外宣称：“传媒也是我们的主业。”

　　今年4月，上海强生发布公告，公司拟斥资1.6亿元人民币，与上海汇浦科技投资公司共同组建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公司，大举进军传媒业。这家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民币的传媒投资公司，强生占其总股本的80％，汇浦出资4000万人民币，占总股本20％。经营范围包括股权投资和经营、宽带网络的投资和经营、纸质媒体的发行、多媒体的广告经营、广告发布、文化节目的制作、各种文化传播事业等等。

　　其实早在今年2月之前，上海强生媒体投资公司已对地处北京的《新财经》周刊参股20％，并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共同发起成立“上海理财周刊广告发行公司”，强生占其20％的股份。用强生公司董事长张同恩的话说：强生此番再出巨资成立强生传媒创投，意在迅速投资一批传媒领域的优势项目，并使之尽快成为强生的支柱产业。

　　假如把强生对《新财经》和《理财周刊》的投资，看做是它对一个陌生领域的积极尝试的话，那么本周四强生股东大会一旦对投资传媒的议案审议通过，则意味着强生大举进军传媒领域的计划正式全面启动。

　　万钧，上海强生传媒投资主要负责人。这位曾在上海《文汇报》经济部跑了十多年经济新闻的记者，在去年中国网络经济热到沸点的“红五月”，悄然离开了坐了五年的《文汇报》财经栏目主编的位置，转行进入上海强生股份公司，由一个资深传媒人，摇身一变成了传媒投资人。万钧现在的头衔，是上海强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上海汇浦科技投资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新财经》周刊的董事以及《理财周刊》理事会的理事。

　　在上海淮海路力宝广场38楼一间幽静的办公室里，万钧身上传媒人在穿着上惯有的散漫和随意已荡然无存，西装、领带、手表、发型，甚至说话的语气和语速，无不透出一股职业经理人的严谨和干练。对于为何跳槽做了投资人，万钧毫不掩饰自己的真实想法：“中国的传媒业是座蕴藏丰富的大金矿，只要运作得当，就能采掘到非常多的金子。”

　　中国的传媒业在经过80年代的市场导入阶段和90年代初期以来的迅速成长，已经进入高速增长时期。近三年连续以25％的速度增长，1998年传媒业的税后利润首次超过烟草业，成为国家第四大支柱产业。据悉，2000年全国广告经营收入约800亿人民币，四大媒体广告额增幅均在20％以上，杂志广告营业额则以50％左右的增幅名列榜首。更令其他行业艳羡不已的是，传媒行业还有非常好的现金回报。

　　目前只要运作得当的媒体，其投资回报率基本都能超过20％。过去上市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底线为10％，现在这条线已放宽到6％，而大多数行业连6％都做不到。这也就难怪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和各种途径的民间资本对传媒行业秋波频频，跃跃欲试，随着政策壁垒逐渐松动，资本对传媒的冲动已经按捺不住。

　　这是个智慧劳动越来越值钱的年代，资本与媒体的嫁接，为万钧的脱颖而出创造了机遇。多年财经记者的历练，使他对资本市场的知识有了深厚的积累，而目前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中，既懂传媒，又懂如何运作的人少之又少。当去年5月上海强生意图试探性投资传媒业，万钧当仁不让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强生涉足传媒之前，上海介入传媒的资金，以玩一把的性质居多。资金投入多是数百万元，上千万的凤毛麟角，上亿的几乎看不到。原因在于媒体一直仍被政府垄断，小资金可以打擦边球，大资金则不肯冒风险；此外，广告总量尽管增长很快，但市场竞争已非常激烈。到了今天，传媒业小资本打天下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

　　从4月发布的那份公告中，上海强生传媒创业投资公司对传媒领域的勃勃雄心已昭然若揭。多媒体混业整合，需要以资本为纽带。作为传媒投资人，万钧对自己的定位相当明确：专心扮演好投资人的角色，技术团队全权负责内容，自己决不越位；经营团队负责销售，这一块他要做到一言九鼎。

　　万钧告诉记者，国内目前媒体与资本主要的合作形式，就是将经营资本拿出来，进行股份化，这一块没有什么特别的政策障碍。媒体的混业整合是未来传媒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现在行政手段整合起来的报业集团、广电集团，由于体制所限，多采用资产划拨的方式进行平行相加。真正意义的多媒体整合，国内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经验。强生传媒公司将在这方面进行积极的尝试。

　　“我们的商业模式，就是提供一个平台，我们作为投资商，利用自身的优势，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中心配置。”强生投资的两份周刊，由于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印刷发行，他们就能利用各自的地域优势，相互交换稿件和记者站。万钧向记者表示，一旦形成了多种纸质媒体的整合，就可能做到更充分的市场化。比如多家媒体共同配备公共电脑房、信息资料库、高效使用新闻源、将美工业务整体外包等等，以此降低媒体的成本。成本减少，就有可能利用低廉的售价，迅速抢占市场。之所以有能力搭建这样一个平台，得益于上海强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本身就具有的媒介性质。

　　在万钧的眼中，上海强生既是一个公交企业，同时也是一个媒介企业。穿梭于上海大街小巷的6000多辆出租汽车，原本就是一个个流动的广告载体。万钧说：“强生还有800辆公交车，目前车上只刷了一行‘上海强生出租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如果把它换成《理财周刊》或者《新财经》，那会产生怎样的效果！帮助一个媒体节省下一笔广告费，就替它降低了运作成本。”

　　“先利用资本将传媒资源，包括广告公司、电视节目制作、纸质媒体等进行整合，再将之与公交资源进行整合，这样就可把我们的优势凸现出来。只有在资源整合上领先一步的企业，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赢家。”这一过程完成后，强生媒体创投在传媒领域的基本轮廓就已成型。“我们希望在一至两年内，将这一轮廓描绘得比较清晰。”万钧说。

　　除了充裕的资金和好的商业模式，没有好的团队以及地域优势，想在传媒业成就一番事业，也是不可能的。盲目投资的结果，只能和去年的网络热差不多，把钱烧光了事。媒体的CEO不单要精通自己的业务，还要有敏锐的市场意识，和敢于创新求变的勇气。这一点至关重要。

　　面对投资传媒存在的政策风险，万钧显得成竹在胸。传媒业的逐步开放已是不可避免，在传媒资产经营上的限制已有了明显松动。“作为投资人首先要对这个行业的前景有充分的信心，我们与《理财周刊》和《新财经》的合约，一签就是很多年。套用最近上演的一部电影的名字，我们希望和这两家杂志走到底。”

　　作为投资人，万钧打心眼里还是希望能与上海的主流媒体进行合作。上海媒体人的力量非常雄厚，可在操作上还有不少制度障碍。然而新的转机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出现了。“在上海传媒业出现大变革的过程中，我们有什么样的市场机会，这是我现在最关心的问题。”

　　 4.18事变，资方走上前台

　　张韬 翰正.先明/文

　　随着西部大开发进度的加快，西部传媒对于资本的渴望，在2001年春天终于达到高潮。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媒体发行旺季的四五月份，西安传媒最火爆的报业界却遭遇了第一个“倒春寒”！并由此将几年来一直隐身于传媒之后的“那一只手”——资本暴露在了西部的“沙尘暴”之中。于是，一个个投身于传媒的出版社、从事营销的中型商贸公司、股份公司、上市公司梯队也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次所谓的“事变”是由出资方引起的， 2001年的4月18日，有一群人成就了西安《百姓生活报》(日报)、以及未来出版社发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百姓生活报》的总编辑辞职，临行前中高层管理者们则举行了“最后的晚餐”。

　　《百姓生活报》的一个记者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敏感记录下了这次事变中的全过程：

　　4月18日下午。报社的全部领导开始由未来出版社的人担任，当时报社的总编和森在和未来出版社社长谈话时提到已有9人交了辞职报告。而且当晚报纸的稿件到10点多才发下来，并且严重缺乏，便只好少出4个版面，16个版变成12个版，当时，有的部门主任将稿件带走，而车队的队长也同几个司机将报社车全都开了回家，以至于晚上出报送片子甚至送夜班编辑回家都没车，最后通过公安局才将车要回来。

　　4月19日。报社新任社长尹秉礼召开了全体员工大会，针对18日发生的一系列情况，严正声明：“想走(的)，今天下午就把手续办清，不勉强。”并表示：“你们干的，我也干过，你们没干过的，我也干过，你们还搞这一套。”

　　尹秉礼还把总编和森与未来出版社签的合同的一些重要内容宣读了一下(当时和森不在场，未来出版社的各方面领导都参加了会议)：

　　“和森与未来出版社的关系，未来出版社半年给《百姓生活报》投资500万元，如果半年后，报纸发展可以，则继续投资，和森为未来出版社高薪聘用的总编，月薪12500元。”但是，到4月19日为止，报社在运作了已差不多半年的情况下，而资金却已经在原未来出版社社长侣承军的领导下投资了1200万，却也仍不见报纸起色。新任社长尹秉礼表示：我们的报社内部管理制度混乱，所以要派来财务总监。

　　4月20日～5月14日，财务总监、技术总监开始进行监督，报社编委会由王小一、张波等组成，原来的编委施磊、品靖锋等从“事变”起就再也没有出现。一些当时辞职的主任又回来继续上班，而有的可能是因为情节比较严重，彻底的被辞退了。总编和森保留了下来，但却很少露面，报社内人心惶惶。

　　5月15日，今日发工资，报社通知下来说要精减，每个部门又裁掉了许多人，而且，大家的工资全部都降了，技术出版部每人降200元，夜班费也降了，记者、编辑的工资也不同程度的有所下降。

　　和森总编的工资降到2800元，主任降到了2400元，并且参与“4.18事变”的主任都扣了500元，出版部的主任及小组长由于没有参与，每人奖400元，在这个过程中， 有一些主任看到待遇降了好多，又辞职了。

　　为什么一贯强调“稳定压倒一切”的投资方却率先成为事变的主要原因呢？通过了解，事变的导火索之一便是薪酬的一降再降，并且超过了报社工作人员的预期防线。那么，是不是投资方已经弹尽粮绝呢？根据调查，在投资报纸之前，陕西未来出版社在社长侣承军的带领下，经过10年奋斗，已由成立之初的9间房，发行码洋600万元，发展到现在已拥有资产近2亿，发行码洋1.4亿元，税利逾千万。并拥有三家杂志，同时经营房地产，成为全国同类出版社十强，担忧证明只是杞人忧天。

　　那么是不是因为仓促上马，拍脑袋决策以至于出现了投资方向的偏离，从而使出版社决策层决意“刮骨疗毒”不惜引发“事变”？

　　据原社长侣承军说：未来出版社像一架飞机，仅靠出版社就是只有一个发动机，面对学生减负给出版业带来的冲击，能不能再建造第二、第三个发动机减少企业风险？于是未来出版社投资1300万经营房地产，创办并收购了三家杂志。在投资《百姓生活报》时，出版社也进行了有关咨询和论证，召开了职代会和中层干部会讨论。

　　为了让职工参与预测投资风险，出版社还搞了“有奖竞猜活动”，预测到2001年四季度《百姓生活报》月广告收入能不能达到200万元。职工买100元的猜奖票，猜中的奖1000元，猜不中的不退钱。谜底是，能够达到200万。结果85名职工参加竞猜83人获奖，中奖率超过97.6％，未猜中的两人中还有一人是和别人结了对子，两人各得一种结果，无论怎样每人分得450元。实际仅有一人不看好投资报业。

　　一个乐观的、普遍认同的投资项目，在仅仅经过了半年，却风波骤起。4月18日，《百姓生活报》总编和森等报社中层共进“最后晚餐”，准备集体辞职；出版社57岁的侣承军社长也因高血压脑血管病于2001年4月5日提前退休。

　　无独有偶，在去年未来出版社拟定投资《百姓生活报》报表之时，2000年10月，根据《“两办”30号文件》精神，经协商原隶属于陕西省国防科工委的《军工报》整体划转至陕西人民出版社。由该出版社注资1200万元创办《经济新报》，原《军工报》总编辑薛晓燕继任社长兼总编，自主经营该报。陕西人民出版社以出版经营社科类图书为基础，尤其以中小学课本为主，以具50年的资历排行陕西出版业“老大”，2000年发行码洋1.2亿元。以该社社长周鹏飞的观点：出版业要打造传媒“大船”提高竞争力。基于此，出版社先后注资并购了《经济新报》和《文化艺术报》。

　　而该社总编辑朱玉却向记者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一直不主张投资报纸，社内不少人也不同意办报。陕西新闻出版局领导也曾提出专心抓好主业的要求，但一把手还是办起了报。《经济新报》创刊伊始，陕西人民出版社就派人进入报社领导班子。至此，报社便形成了由原军工职工、招聘人员和出版社人员组成的共同体。为了彻底脱离“军工”的痕迹，4月底，《经济新报》由原国防科工委办工楼搬至出版社所有的西安北关工商大厦。而为了与未来出版社同一个原因，急于摆脱亏损状态的人民出版社于5月9日向报社派出自己的社长、总编辑、总编助理等，全面接管报社，原报社社长兼总编薛晓燕调回国防科工委工作。

　　至此，出版社在投资报业的“合作式联姻”中铩羽而归。

　　《今早报》334阵型

　　张韬 翰正.先明/文

　　2000年10月，《劳动早报》更名《今早报》，一方面调整报纸定位，提升报纸品质，一方面积极寻找“婆家”。

　　终于在2001年春暖花开时节，找到陕西秦岭水泥股份公司和金裕企业集团公司，组成新的家庭。其中国有秦岭水泥股份公司注资500万元，占股份30％；民营金裕企业集团注资500万元，占股份30％；《今早报》出资666万元占股份40％。将于今年5月底组成“今早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

　　在采访当中，《今早报》总编郑兵表示：陕西的上市公司当中，秦岭水泥无疑是比较突出的一个；陕西金裕企业集团在当地也有比较好的绩效，虽然，企业的主业并不在传媒方面，但赚取利润的要求是每一个商人的目的，对于他本人也是这样。既然传媒存在这个利润的空间，他们的介入便不足为奇。当记者了解关于报社成立“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组成问题时，郑兵强调：将要成立的“今早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是经营权方面的合作方式，经营完全由报社负责，董事长由陕西日报领导担任，总经理则由自己出面。报社将保持绝对的控股，这一点无庸置疑。

　　面对记者的采访，郑兵表现出了少有的坦诚，一直以来，在记者的采访中，大多数的投资方或是被投资的媒体，都保持了“高度的革命警惕性”，现在，唯有《今早报》的老总郑兵还可以“放下猎枪”。记者分析，这也许与这份报纸的身世以及这一次的资本与媒体的合作比较阳光有关，从前身《劳动周报》到《劳动早报》再到《今早报》，号称是陕西新闻人“黄埔军校”的这份报纸，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陕西投资媒体的资本持有者的“黄埔军校”。

　　1996年，日本留学归来的康金堂斥资开办16版的《劳动周报》，这种国外报纸与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虽然在合作的过程中，由于与传媒的分工、利益分配没有得到比较好的保障与实施，最后不了了之，资本黯然收场，但对于西部人尤其是《劳动周报》的人员来说，无疑是一次头脑风暴。

　　随后，在1997、1998、1999年直到今天的《今早报》，随着一拨拨的投资人来了又去了的过程当中，早报的领导者们也终于熟能生巧，逐渐摸索出了一条比较适合保障投资人利益的方式；而作为资本的持有者，在经过不同行业、层次、规模的企业资金磨合之后，一些真正有实力并且有能力来制订一些游戏规则的大型企业终于浮出水面。如现在参与《今早报》经营的陕西秦岭水泥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一个上市公司，他们在拥有比较雄厚的资金的同时，更有着相比于其他企业所没有的比较完善的财务制度。随着“今早报经营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一个比较成熟的资本介入传媒方式也许就会相应而生。

　　海力现象拉起“游记报人”队伍

　　在西安投资传媒的资本中?海力商贸公司是一个比较独特的现象。

　　2000年，海力第一次涉足传媒，这个一直以来以销售电器等为主的商贸公司，充分运用了在商场中所拥有的“人和”优势，短时间内，组建了足以投资传媒的资本进入《各界导报》。

　　2000年8月中旬，在西安海力商贸公司先期投资200万元人民币的情况下，由陕西省政协主办的《各界导报》由周报、周三报改为日报，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海力公司投资对该报进行改造经营。随着发行量迅速飙升至10万份，广告额度也大幅上升的情况下，在突出的成绩面前，资本与传媒的“婚姻”也出现了问题。最后，《各界导报》以“感情不合”提出分手，资本被逐出局。

　　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西部资本与传媒的联姻过程当中的一个新现象，即：资本在被传媒驱逐之后，一部分比较专业的报人——包括《各界导报》的执行总编张军潮等形成的一个“游击队”最终与资本结合到了一起。

　　他们在脱离《三秦都市报》之后，在《今早报》开始形成团队意识，而在跻身于《各界导报》的过程当中，这支“游击队”终于与海力商贸公司这个致力于投资传媒的资本结合到了一起，并开始随着海力资本的扩张而主动出击，彻底地改变了他们一直在传媒眼中所固有的“乙方”位置。

　　有了专业报人队伍的海力公司可以说是得大于失，于是，在这支“游击队”的协助策划下，海力二次出击，将目标瞄准了由《企业信息报》而变身的《西安商报》。

　　相比而言，海力公司与《西安商报》的结合则幸运得多。海力公司老总徐其萍在回答记者关于兵败《各界导报》一事时表示：我和张军潮是多年的老朋友，本来考虑一起投资搞好《各界导报》(张军潮在合作中担任执行总编)，当时，我们仅仅用了不到100万元，《各界导报》发行量就达到十几万份，月广告额也上升到近百万元。但由于最后与报社无法合作，导致流产。但《各界导报》投资的失败也可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们迅速地转到《西安商报》的投资上来。

　　徐其萍对记者强调：“做报纸可以大有作为，可以作为一种工具来运用。我们近期投资300万元兼并了一个水厂，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多元化经营，而是作为为报纸服务的一个手段。”至于怎么运用，徐其萍卖了一个关子：商业操作，技术保密。

　　没有远虑必有近忧，对于一起随着海力打天下的报人的利益问题，徐其萍显然胸有成竹：对于总编张军潮等，肯定要有股权；甚至报社的中层干部也要分配期权，这是确保人才能留住的关键之一。

　　《西安商报》以其独特的资金运转方式，以较小的投入，已经取得了5万多的固定订户和广告月收超50万元的成绩，投资方与传媒顺利地度过了“蜜月”。 在这个过程当中，应当说，给予海力公司老板徐其萍最大感触的不是获得了多少利润，而是在合作的过程当中是否真正获得了发言权。由于从根本上收编了以张军潮为领导的“游击队”，因此，在进入《西安商报》后，资本努力将这些人作为资本的代言人放到了合适的位置，成功地规避了联姻过程中的资本风险。

　　华商情结并非西部范本

　　当然，在资本介入传媒的运作过程中，不仅仅是简单的资金注入，相比于国外传媒集团而言，在资金管理、规模以及经理人的运作方面，国内资本的差距远远不只是一步之遥。

　　就西安来说，投资媒体的资本来源几乎包括了国内企业所有制形式的各个层面，在这些方方面面的资本投资心理或取向方面，都潜意识地把华圣集团运作《华商报》的成功作为案例。

　　记者也在采访中遇到多次多人谈到以《华商报》为例来进行投资测算，某投资方满怀信心地说：《华商报》用了多少钱就做起来的，我用它一倍的投资也一定能做好。但很少有人提出《华商报》成功的经验和当时的市场背景。从而忽视了华圣集团介入传媒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资金、合适的传媒下打了一场漂亮的战役”。片面地以《华商报》为蓝本，刻舟求剑的方法只能是未战先败。

　　作为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资本方的华圣集团董事长李大灿应该说有比较多的体会，在把《侨商时报》改名为《华商报》之后，由于处在第一个吃螃蟹的位置上，可以说每一步都如履薄冰，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发生了1996年的“停刊事件”。

　　在这次“停刊事件”中，总编李涛遵照管理部门的意见被资本方调往华圣集团，编辑部主任则另寻出路。由于资本方比较成功地处理了报纸与管理部门的关系，从而为报纸的健康发展打下了一个良好的政策基础。

　　作为出资人的李大灿曾经表示，欲把《华商报》办成一份相当于财经类的报纸，而现在的《华商报》却是一份地道的都市报纸，这种办报风格的磨合成功为资本与传媒的良好沟通奠定了充分条件。

　　在这些问题上，今天介入传媒的资本们并没有充分地去意识它，而仅仅是以利润的指标作为唯一的衡量。从而造成了资本投入的急功近利性，并进而以简单核算为特点?而报纸的成长，不仅需要资本的营养，还需要人才为它磨利锋芒，机制为它构架马达，社会为它调配底色，风格为它装点打扮。这些是远非一蹴而就的，与资本运行的快速回报就会不合拍，但是资本进入报业以后，简单核算失效，引起资本方心理恐谎，在这点上《经济新报》就表现特别突出。

　　在《经济新报》创办半年时，发行量3万份，广告收入90万，但仍距投资方目标较远。投资方终于按捺不住，派人上阵，更换主帅。转变需要时间，成长更需要时间，急于求成只会使报纸成为资本的试验田，而距资本的预期更远。

　　资本进入报业市场面临融入媒介运作还是与媒介较量的抉择。《华商报》1997年时，亏损累计1000多万，1997年张富汉加盟后，华圣集团再注资400万，以媒介需求运作资本，以读者的猎奇心理和为民伸张琐事为“王牌”，使《华商报》走出困境，2000年仅广告收入就接近2亿，实现了资本与媒介的良性结合。

　　　　潜望国产“跨媒体潜艇”

　　龙雪晴/文

　　国家对广电、报业集团搞“跨媒体经营”是有政策限制的，但这并不妨碍企业资本在腾挪跌宕中暗中打造“跨媒体集团”，其中有的集团“跨媒体”已处于半公开状态，但窗户纸毕竟还没有捅破，我们不妨统称他们为“跨媒体潜艇”。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跨媒体潜艇”有以下几个：

　　赛迪集团(CCID)

　　赛迪集团其实就是信息产业部下属的计算机与微电子发展研究中心，这个政府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赛迪应该算当今中国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信息服务企业集团。目前赛迪旗下已有《中国计算机报》等16个IT类纸媒体，还有电子光盘出版物；拥有有电视传播权的大型影视媒体赛迪影视，据闻赛迪影视制作的《互联生活》与《网络时代》等栏目已经发行到全国超过50家省市级地方电视台，收视人口超过3个亿。

　　同时赛迪也是中国最大的IT咨询集团、中国最大的评测机构；拥有客户服务中心意义上的赛迪呼叫中心；此外还做展览、开办IT教育；1995年就涉足电子媒体，建立了一个IT的真正意义上的媒体的网站。1998年融国内外风险投资建立赛迪网，已成为IT类热门大型垂直网络服务平台。

　　电广传媒

　　自1999年3月上市后确立了传媒为中心，“广告、节目、网络”为三大核心业务的发展战略。目前主营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各类广告；影视节目制作、发行和销售；电子商务、网络及信息传播服务?音像制品出版发行。

　　目前电广传媒广告分公司独家代理和统一经营湖南电视台卫星频道、湖南经济电视台、湖南有线广播电视台、湖南文体频道、湖南生活频道、湖南有线影视频道和湖南广播电视报等七大媒体的广告业务，广告市场份额占湖南省总额的60％以上。

　　下属节目分公司专业从事影视节目的制作、交换、引进、译制和发行，电视剧、电视专题片、电视综艺节目制作能力已达每年600部(集)。曾成功代理发行了《还珠格格》(续集)等多部电视剧，取得了良好的收益。不久前投资制作《财富中国》等综艺、专题财经节目，参与全国节目市场竞争。

　　北大文化

　　北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是一股新锐势力，去年10月刚刚组建，背靠北京大学四大产业集团之一——北大青鸟集团。与北京大学的渊源使其进军文化传媒领域有比别人更多的文化的政治资源优势。

　　自成立以来，北大文化迅速通过母公司北大青鸟的资本运营渗透到全国广电有线网络，通过与各省广电厅直接合作已参股10个省的广电有线网；今年4月，由北大青鸟牵头，通过购买INTEL所持的全部搜狐股票入主国内著名门户网站搜狐；今年5月，北大文化与《人民日报》共同注资5000万创办《京华时报[微博]》，据北大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伟国称：“这不过是北大文化产业发展战略中的一步棋，将组成北大文化产业价值链中的一环。”拥有中国最大的电影电视制片公司华艺影视(中国第一个拿到奥斯卡奖的影片《卧虎藏龙》的制片公司)；英达父子创立的国内首家经营情境喜剧的英氏影视公司也已被其收归旗下；已有部分业务拓展到体育产业。

　　博瑞传播

　　2000年3月，四川电器更名为成都博瑞传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也改为“博瑞传播”。公司逐步介入传媒业，涉足广告、印务、出版发行、信息网络、电子商务等领域。2000年8月，博瑞传播以51％股与《四川广播电视报》合作组建四川博瑞广播电视传播有限公司，共同经营《四川广播电视报》的广告、发行及相关经营性业务。2000年9月，博瑞传播通过增资扩股成为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和成都博瑞广告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分别拥有这两家公司50％和41％的股权。据悉，成都博瑞印务有限公司是《成都商报》的独家承印商，拥有稳定的印务市场；成都博瑞广告有限公司则是四川地区经营规模最大的专业化综合性广告公司之一。

　　该公司目前正突破主要涉足的平面媒体经营业务?逐步涉足电视传媒、影视制作及互联网等传媒领域。

　　诚成文化

　　该公司以包装印刷起步，目前主营业务已包罗?图书、期刊、电子出版物、光盘、文化用品、影视的制作、印刷和发行、音像制品租赁、电子商务、教育产业、包装、印刷及印花铁制品。

　　涉及媒体领域的投资包括：投资1亿元与新华书店总店共同组建新华音像租赁发行有限公司，该系统配套的“新华驿站网(www.cccpost.com)”和“新华音像网(www.xhyx.com)”等4个新华图书音像网站同步开通， 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发展约3000家新华驿站连锁店；参股290万元组建“北京3C人文时空网络商务有限公司”。 主营“网上书店”；投资5000万元用于图书出版?杂志发行、影视制作等传媒产业；投资拍摄电影《说好不分手》、 长篇电视连续剧《白门柳》；投资1500万元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等17家单位共同组建中国电子商务联合网；参股清华同方光盘发行股份有限公司?进入电子光盘的生产销售领域。

　　在跨媒体的浪潮里，当一个企业集团同时拥有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网络……所有这些媒介的时候，能否有效地发挥这些资源的协同效应，就要看它的运营能力是否经得起考验了。

　　易凯网络资本有限公司的CEO王冉[微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在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立足点和主打品牌的时候，一味强调跨媒体经营，去收购各种各样的媒体资源，这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人大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也持相似的看法，他提醒说：“在往不熟悉的媒体跨越时，越大的回报预期越有可能成为吞噬资金的黑洞。”

　　以上提及的这些“跨媒体潜艇”，是真正具备了跨媒体运作能力还是为“跨媒体”而跨媒体？我们暂时不能判断。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市场化或半市场化(其中赛迪集团和诚成文化有政府背景)的集团在运营起来上肯定比行政捏合的国家试点跨媒体集团东方传媒(由上海东方电视台、东方广播电台、文新集团和东方网联合组建)要灵活得多。市场的经验已叫人们越来越相信“野草的生命力”。

　　至于究竟能有几艘“跨媒体潜艇”最终浮出水面并升级为中国的媒体航母，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