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则柯(广州)

　　校园中心的灵堂式建筑

　　请到中山大学来，

　　这里灵堂好气派。

　　永芳老板匾高挂，

　　逸仙博士守一边。

　　一套公寓作代价，

　　风水名声全有啦。

　　柱香祭坛好设计，

　　校长书记哈哈哈。

　　——《康乐谣》

　　这首《康乐谣》所说的是发生在“华南第一学府”中山大学的一段奇闻。中山大学由孙中山先生手创，位于广州珠江河畔美丽的康乐园。若论校园之美，中大在我国大学中当名列前茅。

　　中山大学中区以大片整齐的草地宜人。《康乐谣》的上阕，调寄流行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说的是几年前，有人策划在中山大学中心地区盖了一座灵堂式的建筑，并公然以出资者先父的名字命名。18座铜像，以孙逸仙博士(中山先生)为首，在堂前小广场两旁整齐分列，活像是为堂主守灵的文臣武士。走远一点，还可以看到墓冠式样的楼顶。这一新造的“奇观”，极大地伤害了中山大学师生和校友们的感情。

　　我在1981年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修的时候，结识了一位民用建筑专业的博士研究生。从他那里，我知道了土木工程讲究强度和寿命，建筑则讲究美学效果。建筑美学认为，建筑是强加于人们的视觉存在，不可肆意妄为而造成“景观污染”。

　　永芳堂落成已经好几年了，朋友们都说，好好的校园，怎么会在中心地区原来景观最好的地方，盖了这么一座不伦不类的灵堂式建筑。他们还问“永芳”是谁？等他们走近，赫然发现孙中山先生的铜像立在永芳堂一侧，和其它17座铜像一起分列灵堂式建筑前广场的两侧，都说设计者太放肆了，实在太不像话。

　　香港老板捐资在中山大学盖房子，不应该造成一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的架势。这里，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的主语缺失，并不是疏忽，因为我不知道这座让孙逸仙博士为永芳老板“守灵”的灵堂式建筑，究竟是出于谁的精心策划。事实上已经有人为捐资者辩解说，选中现在这样的设计，造成现在这样的景观，不是捐资者本人的意思。

　　责任在主管和领导

　　永芳堂如此亵渎学校师生员工的感情，不管是不是出自捐资人本人的意思，责任都在主管领导身上，在行政首长身上。

　　在永芳堂案例上，我个人很难想像捐资人能有多么高尚的人格。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即使捐资人非常高尚，只是其他一些小人为了投其所好做了这样的设计，而捐资人却毫无知觉，那么，究竟是谁批准这样的设计的呢？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如果捐资人自己有这样的打算，是否能够实现，同样要看学校主管和校长书记是否首肯。

　　就这样，香港老板只捐出相当于在香港买一套比较好的公寓的资金，竟然就可以在中山大学中区大草地的景观宝地，“为中山大学”建起一座灵堂式的建筑，以其先父的名号，冠称“永芳堂”，并且让孙中山(逸仙)先生的铜像站在一边，为该堂守护。那模仿南京中山陵、但是建成金字塔式样的梯级，极尽建筑学上“晋谒功能”之能事。据说，梯级数目，正是永芳老板的年寿。

　　一个很简单的事实是，这个老板即使肯出10倍的价钱，也不可能在香港一片像样的草地上面，哪怕只是树立起一块“永芳堂”这样的牌匾。

　　了解内情的职工知道，堂前广场正中，原来是一个祭坛，已经盖起来了，只因师生强烈反对，才改成后来“十八先贤铜像广场”的碑石。灵堂的两翼，是两个尖劈，劈向校园的腹地。尖劈开外，是左右两束各3棵直指蓝天的大王椰树，象征祭奠“永芳”的常年不败的两束冥香。永芳堂座下，原来是康乐园一口很好的水井。仍据传说，当事人一定要争这个地方，就是因为在广东传统文化里面，水是财源的象征，财源滚滚的意头，当事人一定要争。

　　以上传说之真伪，应该都不难验证。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永芳堂的符号意义，已经宣泄着上述封建迷信。于是在部分不满的人们当中，“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又流传着捐资人作践了康乐园的风水将不得好死的说法。偏偏永芳堂落成以后不久，捐资人突然不幸英年早逝，更为迷信对抗的演绎加温。

　　压制批评的行政纪律

　　强加于康乐园的永芳堂，在这所中山先生手创并以中山先生命名的大学里，受到人们质疑，应该是十分正常的情况。广大师生和中层干部，都有很大意见。面对议论，学校当局一方面在稍微掩饰的同时，大力向政治方向提拔，把列队守护永芳堂的孙中山先生等18座铜像命名为“十八先贤铜像广场”，升格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另一方面则召开干部会议，作为行政纪律，严格规定不许议论永芳堂的问题。其间，有人在一份文化小报《岭南文化时报》上发表过一篇几百字的文章，很有限地表达自己对永芳堂的意见。学校当局遂对小报的主管单位施加压力，迫使编辑部违心地应付，撰文做出检讨，“以挽回影响”。

　　永芳堂工程的实施，当然有人是得到好处的。但是问题也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即使我们的想像力丰富得以为当局赞成让中山先生站在灵堂式建筑旁边守护的安排可能有他自己的逻辑，那么是否至少不应该不给别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何况行政权在你的手里，你已经做了，人家只是说说而已。如果说都不让说，一定要靠封杀不同意见才能维持你的行政权威，这样的权威不是太脆弱了吗？永芳堂案例说明，对于我们许多行政首长来说，广开言路，说说容易，做起来却很不容易。说说可以，可是千万不许真正实行。

　　永芳堂的事情还说明，有时候，下面具体操作的纪律，不仅不近情理，往往还要坏事。纪律本是共产党的政治优势。但是像永芳堂故事那样滥用纪律，恐怕有违讲究纪律的原意。

　　审计制和问责意识

　　鉴于让人民深恶痛绝的贪污受贿行为广泛存在，现在人们认识到，干部离职要讲究通过审计，不能不明不白一笔糊涂账，又到别的地方履新。鉴于像永芳堂那样同样让人们深恶痛绝的行为也不在少数，我们建议设立制度，在干部述职和离职的时候，实行问责。这主要就是评议干部的重大工作，看看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审计制非常重要。但是通过了审计，是否一定就是好干部呢？我看不见得。比方说永芳堂工程吧，即使没有多少人得到实际物质利益，即使得到实际物质利益的人，所得均属合法，也不能因此论定他们运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为国家和人民做了好事。

　　我们还要注意另一方面的情况。某校一名纪律检查委员会负责人就曾经说过，现在在本来是清水衙门的大学，有些部门每人每年几万、十几万地发奖金，部门领导数目就更多。这些收入肯定来路不正。但是虽然疑之有理，往往却查不出证据。说得透彻一点，一些人的手法已经相当高明。

　　所以，在审计制以外，还要加上问责制，或者说让审计制向问责制发展，因为问责包括审计。问责，就要允许老百姓讲话，不能以纪律封大家的嘴。就永芳堂工程而言，我们认为首肯这样的工程，书记校长严重失职，以纪律禁止批评，更是没有道理。

　　联想到现在我们国家建设当中，以城市居民熟悉和反感的“拉链马路”为代表，刚建好又拆，刚建好又推倒重来，这样的工程不在少数。算“完成投资”，算“国内生产总值增加值”，似乎都是贡献。一座投资几千万元的大桥，因为“修改设计节省了几十万元”，当事人获得大奖，大桥修好以后不久，却因为强度不够很快就要报废。这些工程的当事人和负责人，哪怕能够通过审计，也是国家的罪人。所以，单是审计仍然不够，只有认真的问责制，才能够对于这种渎职行为有所约束。

　　问责制的说法，借用自香港特别行政区长官的施政报告。但是我们提出首长问责制的建议，并不受香港的具体做法的限制。这里的情形和“第三世界”的说法类似。将近半个世纪以前，西方政治家首先提出和使用“三个世界的划分”的说法，我国被划在和苏联一起的第二世界。1/4个世纪以前，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改造“三个世界的划分”的理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历史已经证明这一改造非常成功。现在我们提出首长问责制的建议，只是借用香港先用的名称，主旨是强调要评议干部的重大工作，看看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大家同意，有关细则，自然有待深入的讨论。

　　回顾永芳堂工程，提出建立负责干部重大工作问责制的建议，是本文之宗旨。至于永芳堂本身，它已经强加于中山大学校园。我们固然希望能够找出可行的方案以便在工程上能够有所补救，但是最要紧的却在于为将来吸取教训，建议设立干部重大决策问责制。

　　永芳堂工程当时的校长书记，在这个问题上严重失职。现在能够有所认识最好，如果固执己见，也只好由他去了，因为当时还没有谁听说过什么问责制。只是，时代毕竟向前发展，要想再把民众的声音封住，已经不大可能。(本文作者为中山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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