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英(北京)

　　古代皇帝把自己看作“天子”，把百姓叫作“子民”，给自己控制百姓披上了合乎神性(不是理性)的外衣，一晃数千年，神性外衣在辛亥革命中被剥了下来。神性外衣虽然消失，但种种陈词滥调仍然妨碍我们相信农民。

　　一曰农民保守。说农民保守只是城里人的无知。对于新鲜事物，城里人以所谓付“学费”来挑战风险；但对于贫穷的农民，风险是下月的食物、来年的活命。农民之“保守”是农民的智慧。

　　二曰农民处于所谓“马铃薯”状态，尤其不懂得与政府合作。农民曾经与我们有过很好的合作，但在60年代以后我们做了许多愧对农民的事情，农民能不心存疑虑吗？80年代改革农村经营制度，提高粮食价格，农民得到实惠，农民也自然与政府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到90年代，农村改革踏步不前，地方政府为了增加收入，加强了对农民的控制，真正的农业劳动家庭的收入出现绝对下降，农村社会关系复又紧张起来，农民又怎能对我们的政府官员继续信任呢？

　　三曰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我们早就注意到一些地方政府不支持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自主发展，想把它们控制起来；我们也早就听到一些地方官员说“村民自治选举”破坏了政府在农村的基础。其实，说轻一点，不过是我们的一些官员离不开控制别人的生活，一旦有人失去控制，心里就发虚，就要找个由头挽回局面。至于说到“社会稳定”，我这几年磨破嘴皮在诉说一个道理：社会的组织程度越高，社会就稳定。农村更是这样，社会联系弱的农民从来就是政治谣言蛊惑煽动的对象。我的看法是，谁反对农民组织起来，谁就是不要社会稳定。

　　农民组织的发育意味着重新调整农村权威关系，既定的利益集团一定要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一切语言文字上的概念与符号不过是利益的文化包装而已，所以，我们决不幻想那些教条在一朝一夕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在这一期的《南风窗》上，记者章文和高罗胜又一次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案例——农民自己能够组织起来，能够通过联合来扩大自己的利益，甚至能给自己提供政府所不能提供的良好服务。这是一篇需要那些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再三捧读的报告。

　　农民专业经济组织的兴起和发展远远超过自己的经济意义，提出这一判断是基于对中国农村大的发展背景的认识。

　　当今农村有两大事件正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命运。第一个事件是农村市场化背景下的劳动力大转移。中国农村的市场化改革曾经走在城市前头，但90年代基本停滞了。最近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首先是劳动力流动的市场化、城市化，并将逐步具备公正的内涵。市场化的进一步诉求是土地要素的市场化，这将是法律层次上的改革。

　　第二个事件是农村正在推行的村民自治选举制度。我一再认为中国农村发展最重要的是市场化，但从不否认农村自治选举的意义。对于今后的发展，我持谨慎乐观的态度。民主不等于选举，更不等于自治。民主的基础之一是社会拥有强大的协商与妥协机制。据我的调查，农村自治选举越是被农民认真对待，就越是显示着激烈的冲突。农民对当选村长的第一诉求是“查账”，极而言之，这意味着农民要对数千亿元村级债务讨个说法，还要对以后的利益做重新分配。

　　这两大事件相互影响，构成中国农村发展的主旋律。但这种剧烈的结构变化能不能有序地进行，能不能以改良的形式出现，却是人们所不能不担忧的。我们希望在结构变革中出现“润滑剂”或“稳定器”。在我有限的知识里，这种稳定器正是农民的组织，并且首先是农民的专业经济组织。

　　经济组织的发育较之政治组织的发育更有利于缓和社会冲突。第一，经济组织的领导一般拥有较多的社会经验和专业知识，与其他社会力量容易谈判、妥协。第二，经济组织的利益诉求较为和缓，会使重新“切蛋糕”的社会变革过程不至于采取激烈的社会形式。第三，经济组织通常与政府部门在人员方面有相互渗透，利益联系多，信息充分度接近，与政府的合作较政治组织更为容易。

　　当然，农民经济组织一旦发育起来，说它就是农民利益的当然代表，未免离谱。但农民经济组织毕竟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更近。伴随城市化过程，普通农民的经济地位将逐步提高，农民经济组织将更多地体现服务精神。当然，实现这个过程需要时间。

　　仅仅有时间是不够的，高层政府必须为农民经济组织的发育大开绿灯。政府应该相信农民自主经济组织甚于相信自己，主动地减弱对农村社会的控制，逐步实现农民中介组织对农村社会的管理与协调。越是相信农民，政府就越可能有所作为。□(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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