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新楚商》杂志记者张艳

　　从12年前的激愤与凛冽，再到如今的理性与恳切，在旁观者眼中的李昌平，或是一个癫狂的批判者，或是一个孤独的承受者，或是一个清醒的反思者。但无论如何，这个来自基层的声音，已被铭记

　　十二年前，湖北监利的一个农村干部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以《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痛陈“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引发中央对“三农”问题的关注，轰动一时。

　　2012年9月，李昌平的新书《再向总理说实话》出版。他再次以“直言者”的形象出现，只不过这次“说实话”的对象变成了总理温家宝。

　　李昌平在接受《新楚商》记者采访时说：对于当初的举动，经常有人问后我后不后悔？成年人做事，后果自负，有什么可后悔的！

　　虽然离开体制内多年，但在李昌平看来：有失也有得。似乎总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与“三农”结缘，“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

　　一封信引发的改革

　　李昌平称呼自己为“农民的儿子”，事实上，他的父母现今仍未摆脱“农民”身份，依旧生活在湖北监利，以捕鱼为生。

　　小时候，李昌平“在船上生活的时间和在陆地上生活一样多”。直到1969年，他六岁时，父母才在陆地上拥有了自己的房子。

　　当地老人们回忆，李昌平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出生之时，正好赶上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父母干活时，出于安全考虑，时常不得不将家中的幼儿用绳子系于树干上，李昌平也不例外。

　　1976年后，监利才结束“三年两水灾”的生活状态。李昌平的小学是断断续续读完的。1982年，李昌平大学毕业，回乡当上乡镇干部，同时赶上了分田到户，家里的经济状况才得到进一步改善。此后的17年间，李昌平先后四次担任乡镇党委书记、县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等职务。

　　对于这个农家子弟来说，本来人生可以如此在奋斗之后平顺发展。但一封寄给朱镕基总理的信件，将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2000年大年初六，在涉农工作中遭遇困扰的李昌平，本想给县委县政府写一份报告。但一本纸，他写了搓，搓了写，折腾了一晚上也没有写出什么。

　　湖北正月极冷，他坐在床上，围着被子，天快亮的时候，李昌平在纸上写下了“总理”两个字，然后“突然间明白了自己究竟要写什么。”

　　他飞速写下第一段：“我叫李昌平，今年37岁，经济学硕士，在乡镇工作已有17年，现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我怀着对党的无限忠诚，对农民的深切同情，含着泪水给您写信。我要对您说的是：现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这封4000多字的信，李昌平写得很顺畅，“一会儿就写完了”。信中他写了“盲流如洪水、负担如泰山、债台如珠峰、干部如蝗虫、责任制如枷锁”等七个方面的问题，每一项还都列出他所了解的数据。

　　这封信李昌平拿在手上，直到3月8日才正式寄出。中间的大半个月里，他反复思量可能出现的后果；又自我审视一番，确定自己身家清白后，才最终下决定。“讲真话不容易，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不坐牢是我的底线。”

　　正是李昌平的这封信，得到了时任总理朱镕基的亲自批示，并引发了中央对“三农”的关注和重视，以及其后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从村干部到打工者的命运沉浮

　　然而，李昌平的命运，也随着这封轰动一时的信件，急速起落。

　　2000年9月1日，距离寄信半年之后，荆州市委组织部找李昌平谈话。他清楚记得第一句话就是：为了监利县的稳定，可以考虑去“别的地方担任更高一点的职务”。

　　考量再三，9月16日，李昌平主动辞去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职务，南下深圳，来到一家台资公司负责管理农业园，从乡村干部变为一名“农民工”。

　　但李昌平的“隐者”之路并不顺畅。2000年，在这家公司工作没多久，因为不喜欢同事在台资老板面前提自己是因为给总理上书被迫辞职，他改名为“李盛安”，去了蓝田公司的珠海分公司担任总经理。

　　在那段如同浮萍的时光，曾经直言无忌，对自己选择坚定无比的李昌平也开始迷惘，“不知道做什么，怎么做”。

　　2001年3月20日，因为身份和行踪暴露，李昌平再一次失业。这次，他来到北京。在一次饭局上，李昌平遇到了同样致力于三农问题研究、时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的温铁军，然后在其负责的《中国改革》、《改革内参》杂志做了三年的记者、编辑。这三年，让李昌平真正明白了“专家学者们在说什么”，在他看来，是温铁军真正将他带入了“三农”圈子。

　　2003年10月，李昌平进入香港一家公益组织－－乐施会任项目官员，同时还在河北大学的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此间，李昌平先后在云南、贵州贫困山区做了3年多的扶贫发展，还前往日本、印度、越南、朝鲜，以及台湾的许多农村。

　　这一阶段，不仅加深了对李昌平对国内农村现状的了解，也开阔了国际视野，更重要的是对农村综合发展方法有了系统的学习，为后来他和孙君等人创建中国乡建院奠定了基础。

　　“三农问题”行动者

　　2012年年初，李昌平辞去了河北大学的工作，但依然还是香港乐施会中国部顾问，也是中国乡建院旗下的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对此，他自封为“齐天大圣”。

　　被问及做了这么多工作，最喜欢的是哪一项?李昌平回答，“我做过的工作，我都喜欢。如果一定要说最喜欢的，当然是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了，因为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做自己理想的新农村建设。”

　　目前，李昌平的工作主要围绕“农村发展”展开，“主要做农村规划设计及其施工技术指导。比如以内置金融为核心的村社共同体重建、垃圾分类和绿色村庄、养老村和培训等。”他主张农村应该适应逆城市化趋势，“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在李昌平和中国乡建院看来，中国有10%的村庄最终会成为城市的一部分，60%的村庄会逐渐凋敝，最终只剩下30%的中心村。而他们现在的工作也正是围绕这30%的农村展开。

　　在李昌平的研究理论里，关于“三农”的很多观点看似矛盾：比如主张土地私有，但主张“耕者有其田”；主张“种田能手”种更多的田，反对“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和“土地承包期长久不变”；赞成种地不交农业税，但反对承包地不交承包费、不承担村庄建设和农田水利道路建设的义务……

　　“这些观点并不矛盾，是系统的、连贯的。”李昌平表示。他主张城市土地制度国家所有，农村土地村民集体所有，在村社内部建设“内置金融”，让村社共同体成员有权利用土地，在内置金融里抵押贷款、且准许自由有偿退出。

　　他先后发表多篇政论与“三农”观点的文章，也收到过不少大学、地方党校、培训机构、学术论坛的演讲邀请，但也招来许多另外的声音。比如说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农村生活，难再承当三农问题代言人的角色；或者称他的论述缺少逻辑能力，学术功底不够。

　　面对这些批评和质疑，李昌平清醒表示，尽管他经常被冠以“三农专家”等等光环，但“不可能做学者，始终是一个行动者。”

　　再向总理说实话

　　距离给朱镕基总理写信，已经过去了整整12年。

　　在当年那个直言敢谏的李昌平看来，这些年政府对于农村建设工作的推动也算卓有成效：农民负担减轻了，农村新房子多了，基础设施好了，农村的养老和医疗有了很大改善。

　　而对于近期召开的“十八大”中，关于“三农”部分的内容，李昌平也有自己的理解:一是强调了共同富裕，二是强调了发展新集体经济，三是强调的农民组织化。特别是“组织化”三个字有突破性。“我们所需要的最基本的农民组织，是集‘经济发展、社区建设、社区治理’三种功能于一体的农民组织，这是重建农民组织的重点。”

　　如今年近五十，知天命之年的李昌平偶尔也会笑话自己“理想进入冬眠期”。未来5－10年，他希望能和中国乡建院的同事们一起，在不同省份建设30个新农村示范村。“把每个村子都建设成养老村，都能容纳1万人的老人安享晚年，把养老难题和农民难题结合起来解决。”

　　而尽管如此，这个来自基层，并一直致力于“三农”问题的研究者和推动者，时刻不忘发出自己应有的声音。

　　2010年，李昌平就开始整理他那十几万字的书稿，命名为《再向总理说实话》。2012年，这本书正式铅印出版，以其基层出身和长期的农村理论研究与实践，以“农民群体的上升通道”、“配置农村内置金融”、“社村共同体”等问题，再次为“三农”问题鼓与呼。

　　“《我向总理说实话》是写给朱总理的，描述的是当年的三农现状。”李昌平表示，这次再版的《再向总理说实话》则是写给温总理的，总结了前30年、甚至60年的三农发展，提出了后30年的三农发展方向和道路。

　　对于李昌平而言，他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北京不要歧视我。我年轻时有理想，我是真心愿意为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平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而贡献自己。今天我依然有这样的情节。”

　　现在李昌平每天有处理不完的邮件，接不完的电话，几乎没有自由打发的时间。“我希望在周末‘蜗’在家里陪家人，希望每两个月回一次父母身边，但经常做不到。”

　　偶尔，他也会怀念小时候清澈见底、清冽甘甜的洪湖水和湖岸边遍地的乌龟甲鱼；怀念冬天时，家乡遮天蔽日的野鸭；也会想起88岁时去世的老祖母——那是李昌平心中永远的伤痛，因为那时的他正逢人生低谷，有心却无力实现老人家“去北京看一看”的心愿。

　　从12年前的激愤与凛冽，再到如今的理性与恳切，在旁观者眼中的李昌平，或是一个癫狂的批判者，或是一个孤独的承受者，或是一个清醒的反思者。但无论如何，这个来自基层的声音，已被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