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头死猪浮出黄浦江水面,沉在底下的,是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这都已是中国河流的旧病沉疴。
一开始是几十头,然后是几百头,当10164头来自各地的死猪,从黄浦江上游的河道中被陆续捞出时,上海松江区泖港镇居民颇感无奈。
这个偏处上海西南的小镇,靠近松江自来水厂在斜塘港的取水口,正是上海四大水源地之一。“我们已经再不敢用江里的水了。”当地村民说。为了保障沿河居民的用水,当地镇政府不得不专门为村民运来了一星期的储备用水。
死猪事件业已引发媒体的关注。死猪的大部分正被质疑来自上游的浙江嘉兴市。
问题才刚浮出水面。乱象背后,上海周边的水系污染、河道管理的政出多门、跨界污染的协调乏力,都已是旧病沉疴。
嘉兴养殖户:过去死猪有人收 如今随便扔
猪乡前传
“死猪最后都去了上海,区别是这次是漂下去,以前是‘坐车’。”嘉兴一名养猪户指着死猪肚皮,告诉一位来自上海的记者。
直到最近两年,河道里的死猪才渐渐增多。“过去死猪有人收,没人会丢到河里。”嘉兴的多位养猪户不约而同地提起一起轰动嘉兴的收购死猪案。
涉及17名被告人的这桩案件,在嘉兴家喻户晓。在2012年11月的宣判中,领头的3人被判无期徒刑。
这是个典型的猪乡故事。凤桥镇三星[微博]村村民董国权等三人合伙开了一家非法屠宰场,开始了死猪收购生意。“他们收的价格很便宜,平均才每斤一元左右。”三星村一位养猪户说,病死的小猪一般不到50斤,大的也不过百来斤。
但这并不妨碍董国权们的生意。嘉兴中院的判决书认定,在短短两年多时间,董国权等人收购、屠宰的死猪竟达到7.7万余头,销售金额达865万余元。这些死猪,大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
“这批人被抓了以后,村里就再没人敢公开收死猪了。”在以供港猪闻名的新丰镇竹林村,57岁的村民郭岳(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是,扔在河里的死猪多了。在上海松江区,松江的环保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次事发,他们从松江事发水域溯源而上,一路巡查至嘉兴平湖水泥厂上游,一路行来,途经航道几乎处处可见死猪的踪影。
在平湖的曹桥街道,一艘打捞船的工作人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即使在打捞工作进行了一周后的3月17日,他们一艘小船一天还能打捞二十多头。
“这两年每年这个时候都要集中捞猪。”在嘉兴新丰镇竹林村,一位负责打捞的村民说。原本在河道中捕鱼的渔民纷纷转行,干起“捞猪”工作。
这跟庞大的死猪数量有关。2011年浙江省环保系统的一份调研报告显示,嘉兴市生猪饲养量已达770多万头,若按一般2%-4%的死亡率估算,全年需处理的病死猪数量达15万-30万头。“如随意扔放,不仅会带来大量细菌和病毒污染,还会造成2万-3万吨化学需氧量的排放。”
但死猪规范的无害化处理却迟迟未能建立。包括新丰镇竹林村村支书陈云华、曹桥街道副主任袁利强、元通街道副主任董跃忠在内的多位官员承认,直到2011年,嘉兴市才开始大规模启动死猪无害化处理池的建设。
但这显然远远不够。以南湖区新丰镇养猪第一大村竹林村为例,陈云华介绍,到目前为止,村里拥有的处理池不过7个,第8个正在建造。
根据多人介绍,一个处理池一般能处理三千到五千头死猪。而根据嘉兴日报此前的报道,在竹林村,仅今年头两个月,死猪数量就已达到1.84万余头。其处理能力无疑捉襟见肘。“处理不掉的猪,就只能田间地头河道,随便扔。”村民们说。
“病死猪乱扔的现象在我市五县(市)两区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嘉兴市的一份报告承认。
以嘉兴最新统计的730万头生猪、3%的正常死亡率计算,即使不出现疫情,要正常处理的死猪,无疑也是个庞大数字。而顺着水路纵横、河浜交错的江南河网而下,这些来历不明的死猪,也成为黄浦江饮用水源的祸患。
(来源: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