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张车伟 赵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自2003年以来，我国粮食生产已经实现了九年连续增长，但食品价格却一直居高不下，成为影响人民群众生活的热点问题。无论从第一产业GDP平减指数来看，还是从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和农产品生产价格指数来看，都表现出一致性的快速增长势头，其中，居民食品消费价格指数在2003～2011年比总体价格水平（CPI）年均高出4.2个百分点，是推动我国通货膨胀的重要力量。目前食品价格的上涨趋势仍在继续，如何遏制这一上涨趋势成为当前和今后宏观经济调控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关于食品价格长期持续上涨的原因，从根本上来看，仍然是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粮食虽然连年增产，但与居民食物需求增长相比仍然缓慢，从而造成食品供给相对不足。我国居民食品消费结构正在发生快速变化，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需求因食物结构变化而大幅度增长。与我国大陆居民具有相似食物消费习惯的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其人均每天摄入的热量大约2900千卡、蛋白质85克、油脂85克，我国大陆居民食物消费虽然从数量上看也达到了这一水平，但是从动物类食物中摄取蛋白质的比例只有30%，从植物类食物中摄取油脂的比例只有是45%，大大低于日韩台50%和60%的水平。1996～2010年，全国居民肉蛋奶消费量年均增长4.6%、3.4%和12%，远高于其他农产品消费。我国居民食物改善性需求巨大，带动了包括粮食在内的食品价格不断上涨。

　　 一般来说，在农业产能充足的情况下，食品价格快速上涨应该会有力地刺激新一轮农业生产，从而抑制食品价格持续上升。但从现实情况看，我国食品价格上述传导机制并没有形成，食品价格上升对生产刺激作用不足，农产品增产幅度不够，从而造成食品供给相对不足。为什么食品价格上升难以形成对农业生产的有效刺激呢？我们的研究发现，关键的原因在于，我国农业收益的分配格局发生了不利于农民的变化，食品价格对刺激农业生产的传导机制逐渐失灵，农业增产与农民增收相脱节，农民对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下降。因此，从长期来看，要保证食品的充分供给和价格稳定，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农业收益分配不利于农民的格局，形成有效的食品价格传导机制，让食品价格上升能够正确传导为对农业生产的有效激励。

　　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导致农业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变化，农民难以从农业增收中获得足够的收益

　　 近年来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传统生产要素或者说农民自己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土地）加快流出农业，现代生产要素或者说农民需要购买的

　　生产要素（机械、化肥、农药、良种、饲料）加快进入农业。1996～2011年，外出农民工数量每年平均增长5 . 4 %，2011年全国共有超过2.5亿农村劳动力在非农领域就业。1996～2010年，全国耕地面积年均减少0.5%。与此相对应，机械、化肥、农药、良种投入不断增加。1996～2010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年均增加6.5%，化肥投入量年均增加2.7%，农药用量年均增加3.1%。

　　 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农业收益分配格局的重大变化。在耕地面积基本稳定和农业劳动力不断流出的情况下，农业要增产就必须增加现代生产要素（机械、化肥、农药、良种、饲料）的投入和提高科技水平。现代生产要素不是农民自有的生产要素，需要从工业和农资部门购买，这些需要购买的生产要素过去在农业总投入中的比重不高，但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农业增产越来越依靠现代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从而使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提供者在农业收益中占有越来越高的分配比例，挤占务农农民收入。根据我们的测算，1996～2010年，农民自有生产要素在农业总投入中的比例，从60.6%下降到50.6%，下降了1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农业每增收10块钱，农民在2010年要比1996年少挣1块钱。

　　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变化导致农民生产激励不足，食品价格传导机制逐渐失灵

　　 农民在农业收益分配中的比例下降，带来了农业增产的激励问题：农业增产和农民增收逐渐偏离。根据测算，农业每增收10块钱，农民在1996年能分得6.06元，而在2010年仅能分得5.06元，下降了10%。由于农业收益转化为农民收入的部分越来越少，农民务农的经济激励逐渐下降，造成农业投入不足、增产乏力，进而带动农产品价格上涨；价格上涨的收益在来年进一步从务农收入中流失，以致形成恶性循环，从而在较长时期内使得食品供给跟不上需求增长。

　　 农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还使工业反哺农业的政府补贴难以让农民真正获益，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激励不足问题。2004年以来，政府通过各类补贴和提高收购价的措施，形成了新时期工业反哺农业的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但随着农业生产越来越依靠农民非自有的生产要素，农资部门从农业收益中分得的收益比重不断提高，出现了农民务农实际上是在给农资企业打工的倾向，政府本该补贴给农民的钱，也以不断提高的比例回流到了非农部门。通过测算表明，农业每增收10块钱,1996年非农部门分得3.65元，而在2010年分得4.23元，增加了5.8%。这一农业收益分配格局的变化导致各类补贴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减弱，农民务农的积极性下降，进而也从根本上弱化了食品价格信号对农业生产的刺激作用。

　　食品价格上涨反映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

　　 价格是反映供求关系的信号，较长期的价格上涨可能反映的是一段时期内的供不应求。随着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人口数量的增长，中国的食品需求正在经历一个快速增长的阶段。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食品需求弹性大约在0.5左右或者略高一点。食品需求是一个随着收入和人口的增长，可以较为准确预测的变量。因此我们主要从供给方面进行考察食品价格上涨的深层次原因。

　　 生产要素流出、食品价格上涨、进口增加、连年增产，这样一些特征事实，实际上反映的是二元经济增长方式向新古典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一个理论问题：食品不足点（Food Shortage Point）。食品不足点最早出现于Lewis-Ranis-Fei

　　的二元经济模型。在工业化过程中，工业工资高于农业工资，因此农村劳动力不断

　　转出农业。由于农业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不为零 ，因此这种劳动力转移会造成食品产出的下降，以至于食品价格相对于工业品价格开始上升。

　　 食品不足点是工业化进程中必须要避免的问题。在中低收入国家，食品支出占居民总支出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而且在这个发展阶段上食品需求弹性很小，食品价格的升高将直接带来人们生活成本的上升，推动工资上升，同时侵蚀居民储蓄和企业利润。如果没有农业生产方式的改进，这最终会导致工业化成本的上升，利润不再随着资本的积累按比例的增加，资本积累下降甚至停滞，经济发展因此中断。舒尔茨、速水和拉坦都强调了解决粮食问题作为经济起飞前提的重要性。

　　 我国食品价格在2003年之后的相对上升，是否和在多大程度上是由食品不足点问题引起的，为什么会出现食品不足点，是不是在经历从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他国家也会经历食品不足点，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农业生产的持续增长，尤其是粮食连续增产，并没有出现Lewis-Ranis-Fei模型中所描述的农业生产的绝对下降。但是考虑到同时期农业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产出增加所抵消的要素流出农业的负效应，和由居民收入增加带来的食品需求的快速增长，因此，食品价格的升高，可能正在暗示着中国已经出现了食品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并已经成为常态。

　　从调整农业收益分配格局看稳定我国食品价格的战略对策

　　 解决我国食品价格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必须解决农业生产的激励下降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从调整当前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入手，让农民能够从农业增产和价格上升中获得更多的好处和激励。而要做到这一点，其根本办法有两个：一是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耕地质量， 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二是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在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下不断校正农业生产激励下降的问题。

　　 ——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不断改善耕地质量，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

　　配格局

　　 调整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就是要着眼于提高农民自有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加大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不断改善耕地质量，等于增加了土地要素的投入和提高了价格，也就增加了农民自有生产要素的分配份额，从而能够提高农民务农积极性。我国现有18.2亿耕地中，2/3还是中低产田，有的产量非常低；在现有耕地面积中，有效灌溉面积还占不到一半，2010年只有49%左右，这些农田是靠天吃饭，抗灾能力很弱。农田水利建设，作用并不只是提高防灾抗灾能力，更重要的是它已经成为农民增收和农业增产的根本措施，而且不会扭曲市场。目前种粮农民直补政策和农资综合补贴政策，多没有与生产直接挂钩，即便与播种面积挂钩，也会在长期提高土地的流传成本，扭曲资源价格，不利于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的实现。鉴于此，国家今后对“三农”的补贴可以考虑更多地向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倾斜。这样做将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的激励机制，是确保我国食品供给和价格稳定所需要坚持的长期战略。

　　 ——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在现有农业收益分配格局下不断校正农业生产激励下降的问题

　　 长期以来，土地经营规模过小成为制约农民土地收入提高的障碍，这就要求加快土地流转，让土地不断向种田能手和种田大户手中进一步集中，即使农业与非农部门收益分配的格局不变，也能让农户从土地经营规模扩大中获得更多土地收益。目前的农业收益分配格局是市场形成的，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即能提高农民务农的激励，又不会扭曲市场，还能获得农业规模经济的额外回报。

　　 在耕地面积稳定的前提下，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就要减少农民数量。不过，随着劳动力不断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有人开始担心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是否会影响农业生产。从现实的情况看，这种担心没有必要。随着我国农业生产方式向着现代生产方式转变，农业增长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而不是要素投入。我们的测算表明，我国农业综合生产率在2002年到2010年，年均增速是1.0%～1.4%，接近发达国家1965年到2000年1.5%～1.8%的平均水平，远超过发展中国家0.1%的平均水平。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对增产的贡献开始超过全部农业生产要素投入对增产贡献的总和。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我们继续加大农业科技投入，大力推进农业向现代化转变，那么农业劳动逐渐退出农业并不会影响农业的产出。需要警惕的是，2010年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增产的贡献出现了下降，这是1997年之后首次出现的情况，这和不利于农民的农业收益分配格局密切相关。

　　 减少农民数量，意味着人均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也意味着农业劳动力价格有了上升的空间。当然，提高农业劳动力价格还必须大力改善农业劳动力素质。我国农民当前的受教育程度不高，人均受教育的年限仅8年左右，总体上讲还没有达到初中毕业的水平。这是当前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和新农村发展的一个瓶颈和制约问题，也是制约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通过农业规模化经营和提升农业劳动力价格，农民将会从农业生产中获得更多收益，食品价格上升会转变为对农业生产的有效激励，这是保障我国食品充分供给和价格稳定的重要战略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