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财长会议对人民币汇率问题口气不如去年
国家财政状况的好坏将决定税改在全国推广的进程
2月5日，为期两天的西方7国集团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在英国伦敦闭幕。如同大家在会前预计的那样，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国家继续在重估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对中国施压，并在会议公告中再次呼吁各国应该实行灵活汇率政策，即汇率应由市场决定。但据报道，本次会议上，尽管G7财长们仍然鼓动中国重估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但态度与去年相比缓和很多，尤其是日本和美国。
在2003年G7财长会议上，最先提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是日本，但是今年的会议上，日本声音明显减弱。在5日的早餐会后，日本央行行长福井俊彦也只是表示，大家确实讨论了中国问题，但只是关于中国发展的宏观问题，而没有涉及最敏感的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和人民币汇率。他同时认为，“中国经济可能会面临着陆，但不会出现硬着陆的情况。”
有媒体刊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外经部副部长赵晋平的分析称，日本一向“借道”中国对美国出口，如果中国因为汇率调整影响出口，日本也将受到牵连。
在此次G7会议上，对于中国人民币是否应该升值，态度最强硬的还是美国。但即使周小川给出了继续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回答，美国官员在中美两国财长会晤后还是对外界表示了“对中国汇率政策变化持乐观态度”这一已成老套的评论，全然不顾美国内一些议员递交的提案———这些提案再次要求如果中国不改变汇率政策，美国就要对中国进行制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张军扩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美国现在已经认识到，迫使人民币升值并不会改变它对亚太国家的贸易赤字。反之，由于中国买有大笔的美国国债，如果人民币升值，中国必然要减持美国国债的比例，那么美国国债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都将面临升息压力。因此，现在并不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佳时机。目前维持汇率稳定有利于保持出口，打击国际热钱炒作，并减少当前面临的金融风险。
而在G7会议上，面对其他国家的压力，中国政府的表态也在预料之中。1月26日，国家财政部国际司司长朱光耀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表示，一个国家的汇率应该由主权国家自主决定，任何国家和组织都不能干涉。
不过，比之从前，中国的态度也略有调整，但与美日的“以进为退”正好相反，是“以退为进”。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李若谷作出的表示：人民币最终会跟美元脱钩，会朝灵活汇率机制迈进，但“没有时间表”。
本报记者庄士冠
前景分析
税改扩大“三前提”难度几何？
国务院研究室宏观司副司长丛明在上个月的一次会议上表示，增值税改革明年能否全面推开，取决于今年宏观调控的效果、财政政策的调整以及出口退税历史欠税的消化，如果这三个问题解决好，明年推出全面增值税转型政策将成为可能。虽然他没有对三个前提的前景如何下断语，但这已经是对于税改日程安排问题来自权威机构相对最明确的表述了。
三大前提内容苛刻
增值税改革东北试点已于去年9月份启动，去年底，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再次对东北税改的关键政策进行调整，将原固定资产增值税的“增量抵扣”方式调整为“全额抵扣”，比采用原方式增加抵扣13亿元左右，由此实现的退税将达20亿元左右。而增值税改革的下一个悬念将是何时由东北试点向全国全面铺开，即税改范围扩大。
对此，丛明表示，目前国家各项税制改革的内容和方案已经基本成型，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握好时机和力度”。对于增值税转型与宏观调控的关系，他介绍说，宏观调控是为防止经济过热，而增值税转型是一个减税政策，实际上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范畴，不会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出台，中央把经济过热的势头压下去，出台增值税转型政策才可能实现。
在与财政政策的关系方面，如果实行全面增值税转型政策，静态估算将减税1500亿。而今年我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财政赤字要控制在3000亿左右。如果减税导致财政赤字突破了4000亿，就与稳健的财政政策相左。
2003年年底前，中央财政欠地方企业的退税2400多亿，去年已经完全还给企业。但是这2400多亿的亏空还挂在中央的账上，去年利用财政超收收入偿还了1000多亿，今年还要偿还1400亿。如果今年能够还清，就为明年的增值税转型腾出空间，但是这笔钱由哪里来出目前还没有定论。
因此，如果单从数字上看，仅控制财政赤字和退税两项，资金压力就已不小，宏观调控的走势更难以事先把握，这不禁令人对税改扩大的前景产生疑虑。
也存乐观因素
但是，也有专家表示，这三大前提的实现并非没有乐观的一面。首先，经过去年的调控，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经从年初的48.7%，回落近一半，全年增速约25%，基本维持正常水平。通过提高存款准备金、提高利率等手段，社会资金流动性过多的局面得到控制，货币供应量增速回落，已经处于国家17%的控制目标之内，工业增加值和GDP增幅也平稳回落，经济增长率处于长期趋势线附近，表明宏观调控的效果已经比较明显。也有专家引用来自高层对此问题的阐述：如果连续两年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的话，调控就可以告一段落。
而在财政赤字问题上，人民大学财政系副主任张文春指出，与增加财政收入相比，更重要的是提高财政支出效率，目前国家财政承担着很多本不应该由财政支出的项目，财政迫切需要甩掉包袱，只要处理好这一问题，财政问题也将顺利解决。
自2004年1月1日起，国务院已经对出口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适当降低出口退税率，平均水平降低3个百分点左右，此后，又取消了一些过热行业的出口退税，虽然这并没有从根本上减轻此前出口退税的财政压力，但新增退税的增速肯定已受限制。
同时，有专家指出，与前两个前提相比，保持出口退税所需资金，只是影响税改的相对较次要因素。增值税改革扩大化能否推行，关键还是取决于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之外的一些因素，而且一些因素也是不可以数量化的。
本报记者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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