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基
1946年7月生；
1970年～1978年，在北京176中学任教；
1979年～1981年，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研究生；
1982年～1985年，任航空部621所研究室副主任；
1985年～1987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经理，OA部部长；
1987年～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副总裁，第一副总裁；
1991年，任四通集团公司总裁；
2003年9月，任新浪董事会联席董事长。
与中关村许多成功与不成功的公司和人不同，段永基的四通是一个纯粹的零资产启动的民营企业，四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四通的人是从中关村现拉的，而有些公司在成立之前已经有了国家的投资以及技术、产品和人才上的积累。段永基有个绰号：中关村村长，但他是一个处于争议中的“村长”，他所主政的四通与中关村科技都先后在光环下沦为垃圾股，他惟一坚持到底的对新浪的投资，却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一般认为，段永基是个多变的人，从他主政四通期间创造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投资项目可见端倪，有人评价段永基具有的丰富的商业想像力让人惊叹，而也有人认为其“决策随意、行为短期化”。但不管怎样，段永基和他的四通都是中关村发展史上不可磨灭的重要标志。
资本力量
早期的探索告一段落，中关村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联想、方正等曾经的“小公司”逐渐羽翼丰满，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名噪一时的“两通两海”与被喻为“国家队”的长城已经逐渐陨落。进口开放后，在外资品牌的代理销售冲击下，中关村倒下了一批公司。国家相关部门所希望的“技工贸”定位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开始逐渐转向，“贸工技”定位堂而皇之、潜移默化地彻底替代了“技工贸”。可以说，这一转变在外资品牌逐渐进入后就已经注定了要发生。
1987年海淀区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在中关村仍被视为小兄弟的柳传志遇到已经声名鹊起的四通掌门人万润南。万润南以老大哥的姿态拍着柳传志的肩膀向区领导介绍：“他们尽管现在还比较小，但今后可能不同凡响。”据说，多年后，柳传志仍记着这段经历，并从那时决定和四通决一雌雄。
第二波冲击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正是中关村的沉寂时期。进口放开后，在外资品牌的代理销售冲击下，此前还差强人意的国产PC节节败退。
1990年，还保持着PC年销量超万台的长城，似乎在一朝一夕间，其市场份额和另外一家计算机巨头浪潮一起被冲刷殆尽。
回顾长城和浪潮失利的原因，“缺乏市场竞争经验”是国内IT业提及最多的一句话。计算机进口许可证制度取消前，高关税使得IBMPC价格几乎是长城价格的两倍，而且，国家单位被要求使用长城，否则财政不予拨款。而市场一放开，中关村曾被认为拥有优势的技术因素便被打回了原形。
在一份由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于1992年撰写的研究报告中有这样一个例子：一家靠汉卡起家的企业，由于失去市场，业务变成了以贸易为主，1991年，其技术性收入为零。
1989年，通过在香港从事板卡制造赚到一些资金后，联想决定再走一遍老路子———做代理，合作伙伴是AST.因为由于按当时的标准算得上是价廉物美，AST一下冲开了中国市场，在中关村满大街都是。而联想利用香港的合作平台，几乎垄断了它在国内的代理权，完成了进一步的资本积累。
联想的这种战术与四通不谋而合。1989年，段永基掌舵后，四通开始与国外大公司进行全方位合作，并最终成立了50余家独资、合资及联营企业，拥有4个海外分支机构，业务遍及电脑、电子、电工、通讯、办公室设备、软件等各领域。当时向外寻找合作伙伴的也有方正。
通过与海外厂商的直接接触，中关村企业将代理制日益完善，告别了只能做“代理的代理”那种尴尬日子，避免了在国产的PC和汉卡失势时陷入整体困局：1990年，联想开始推出自有品牌的PC，不过，当年只卖出去2000台。在1991年的统计中，联想的技工贸总收入是近4亿元，技术收入只有5000多万，四通的技术收入也只占总收入的20%.同时，更重要的是，走出国门的企业终于看到了一条获得资金的“活水”，而在此之前，企业的投资只能靠“公家”的拨款和自身有限的盈利。
临近1994年的时候，中关村已经准备好了与国际资本的联姻。四通率先于1993年8月在香港上市，1994年是联想，1995年方正也紧随四通在香港上市。
在这前后，国内的资金也开始向中关村聚集。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发表引发中国的第二轮“下海潮”，中关村的公司热突然重新开始升温。到1993年，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当年年底，中关村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家，是1991年的近3倍。
东风压倒西风
虽然一直被指责为“组装厂”，但仅仅用了两年，掌控了销售渠道的联想就在与国外品牌市场的对决中一举胜出。
由于联想主营业务业绩不突出，上市后业绩并不稳定———在决定发力PC的1994财年盈利1亿，但到了第二年就亏损1.6亿，1996财年继续亏损2800万。但是，在资本的支持之下，联想义无反顾地推广自有品牌，建立自己的渠道。
相比之下，四处突击的四通和掌握着激光照排技术的方正业绩一直不错，1995年盈利1.1亿，1996年1.2亿，1997年1.4亿。四通从1993年至1997年，年年也均有盈利。
然而，方正掌门人张玉峰在联想的PC业务开始风生水起的1995年年底也意识到，此前一直依赖王选的激光照排技术维持利润的方正未来终究是无力与国外的软件巨头在技术和资金上抗衡的，从而开始投身PC制造业。
虽然事后证明张玉峰的预感是正确的，但脚步已经比联想慢了一拍，几乎只能坐视联想的做大。
1996年，倚重PC业务的联想超越IBM、康柏，成为中国市场占有率第一的品牌，与四通的力量对比开始出现转机。从1997年到2000年，联想PC产量连续从46万台，攀升到260多万台。
又用了两年，在1998年，联想借助业务的增长终于在利润上也获得了收获，盈利2.8亿港元；而此前并不把联想视为对手的四通和方正却同时出现了第一次亏损，亏损额分别高达8986万和1.6亿。
谈起联想PC的成功，除自建渠道的优势、低成本的优势外，从1992年才陆续开始正式进入中国的外资厂商立足未稳，对中国市场不够了解，因而导致这些跨国巨头无法在中国施展其霸气，显然也是令联想取得成功的又一因素。
微软中国区原总裁高群耀在他的《体验微软》一书中击中了要害：在崇尚分权而治的跨国公司中，中国区总裁往往又发现自己只是管理矩阵中的一个节点，一不直接管市场，二不直接管财务和法律，甚至不同产品线的业务人员都有自己直接汇报的老板。而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市场中，价格问题、版权问题、服务问题、商业习惯问题等，都不能根据市场自主调整，而需向万里之外的老板请示决策。
其次，外资在华机构往往设置重叠。中国区上往往还有个大中国区，大中国区通常下辖内地、香港和台湾三个地区性公司，但发展到现在，大中国区所辖之下其实早已是中国区一枝独大。
于是，大中国区不可避免地会插手中国区的业务，最终导致内部权利斗争纷起。
就在国际大厂商纷纷困扰于“大机构综合征”时，中国的本土“小公司”以简单的模式占据不断扩大的市场空间。这一模式很容易总结：依靠本土化产生的低成本优势，比拼谁能占据更多的销售渠道和承受更低的利润比例，像卖彩电一样卖PC.这一模式在上个世纪90年代走到巅峰。
风险投资
至2000年，在投资商的动作下，中关村地区有20多家企业成功上市，超过全北京上市企业总数的一半，被称为中关村概念股。
在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1998年的中关村研究报告中，已经专门为风险投资开辟了一个章节，其中说到：近期，中关村已经出现了成熟的、遵循国际规范的风险投资行为，最近不断有著名的高科技风险投资公司进入中关村……
从1992年开始，北京试验区每年都撰写一份“中关村研究报告”，为我们留下了许多详细的官方数据。1999年6月，正值全球的IT产业热达到顶峰的时期，根据国务院下发《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的精神，“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随即提出“二次创业”的概念。中关村迎来了它最辉煌的时期。中关村也早已成为高科技的代名词。
1997年开始，蔓延欧美的网络热潮终于直接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当年底，四通原程序员王志东引进了美国三家投资机构的650万美元风险投资，扩张四通利方网站。又过了一年，通过并购主营业务在北美、中国台湾的华渊，最终形成了“新浪网”。
中关村的涵盖扩大到了虚拟空间。树立在中关村大街上的瀛海威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一时间成为中关村的另一标志。
通过吸纳投资，四通利方获得飞跃式发展，总资产达1500万美元。中关村的公司也发现了另一种不同于生产、销售的“轻松”盈利方式———等待风险投资突然从天而降。
资本反过来开始搅得中关村有些不知所措。
2000年年初，联想分拆为两大集团，一路坚守阵地，另一路向互联网进军。
其后，2000年4月，新浪网宣布在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
随着在纳斯达克上市的新浪股价不断攀升，四通电子一改此前的亏损状态，业绩一路水涨船高。四通电子2000年中期报告中喜称，中期纯利大幅上升4倍，利润的大幅上涨主要来自其持有8%股份的新浪网在纳斯达克的上市。
翻阅资料时不难发现，当时，大家在讨论中关村未来的盈利模式时，代表着互联网、风险投资和上市的新浪、四通利方几乎被公认为是未来潮流的代表，而传统业务几乎被公认为已经掉队。
然而，不过一年时间，随着IT热的突然冷却，事情又恢复了原来模样。2001年6月，王志东沉没，四通股票跌回到了8毛钱，市值跌回10亿多港币。新浪一度在停退市边缘徘徊，联想的FM365也无疾而终。
至今，在回顾上世纪90年代中关村最辉煌的历程时，人们不得不承认，成就这份辉煌的两大因素是本土技术、营销力量的发展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投资热潮，后者并进一步引发了各种繁华景象，但大潮过后，真正算成功的只有PC一项。本报记者张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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