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高科技园区的标志高高耸立。今日的联想已经成了中关村的一面旗帜。本报记者康亚风摄 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将要开始。历史使1984年成为中关村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看仓库”的职位，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
“大人物”们依旧在中关村表演，卑微的盗版光碟贩卖者依旧在中关村游荡。他们拥有的是同一个舞台。每年都有新企业诞生，每年都有老企业倒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它们追逐着各自的命运。
1984：传奇的开始B42
1994：喧嚣中的反击B44
2004：对抗中的新局B45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任冉齐专访
中关村是一个经济现象B46
对话柳传志国际化联想是一种回归B47-B48专题导读
中关村大事记
1980年10月23日，陈春先在中关村创办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等离子学会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最早以一种准企业的方式尝试将科技成果直接转化为社会生产力。
1982年8月23日，海淀区政府批复区科委、财贸办公室关于建立“科普一条街”的请示。
1983年中关村第一个民办科技开发经济实体———北京华夏新技术研究所成立。
5月，海淀区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创办科海新技术公司。
7月，中科院计算机所科技人员与海淀区联社联合成立京海计算机房技术开发公司。11家科技企业相继涌现。
1984年5月至11月，四通、信通等企业相继成立，在北京市海淀区的大力支持下，以“两通”、“两海”为代表的科技开发公司迅速增长至40余家，营业额1800多万元，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骨干基本形成。
1985年国家经济过热，经商热有些失控，非科技企业也开始介入科技产品的贸易获取高额利润，中关村热闹起来。“倒爷一条街”、“骗子一条街”的称谓由此流传于世。
1986年7月21日，科技日报头版报道：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初具雏形。
海淀区政府将四通公司、信通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等10家骨干企业纳入区经济委员会直接领导，并把“两通两海”列为区属处级集体企业的同等待遇。
1987年国务院发布双放政策，进一步放活科研机构，放宽科技人员。科技人员开始流动，中科院成为最主要的源头。
12月15日，国家科委、科协、中科院、北京市科委、海淀区政府等单位组成联合调查组，决定对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展开调查。
1988年8月5日，“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宣布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成立。
1989年进入90年代，全球化的经济浪潮也冲击着中关村，洋品牌蜂拥而入。
1991年10月21日，上地信息产业基地正式奠基。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将改革大潮推向新一轮高峰。
1993年新的公司热在中关村也达到高峰，至年底注册公司总数已达3769家。
1994年2月联想在香港上市，发行股票18225万股，筹资2.2亿港元。
1995年12月，方正在香港上市，筹资3.2亿港元。
中关村的企业数量趋于稳定，保持在4500家左右，每年达10％左右的死亡率，也有10％的新生率。
1996年中关村率先提出“二次创业”的战略口号。
1997年海外风险投资开始探索着注入中关村。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作出了关于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有关问题的《批复》，要求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把中关村科技园区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
中海电子城正式开业。
1999年7月，硅谷电脑城正式开业。
1999年9月，太平洋电子城正式开业。
1999年12月18日，海龙大厦正式开业。
2000年4月30日，《北京鼓励留学人员来京创业的若干规定》出台。
6月，占地面积51.44公顷中关村西区开发建设正式启动7月，中关村驻硅谷联络处正式挂牌成立了。这是中国科技园区第一个驻外机构。中关村科技园区的又一重点项目———中关村生命科学园开始启动。
9月，“八九十年代”中关村标志性的建筑———联想科技商城大楼拆迁。
2001年底为了中关村西区建设的需要，商说电子城拆迁。
2003年中关村科技园区成立15周年。
7月，鼎好电子城正式开业。
2004年12月，联想巨资收购IBMPC业务。
12月15日的北京工人体育场，联想控股总裁柳传志将点燃一个内心的火炬。那是他一手缔造的“新联想”，一个他梦想中的“联想大家庭”。他要为这个“大家庭”庆祝20岁的生日，并努力使之看起来具有象征意义。
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联想集团动用了包括股权在内的逾百亿港币收购了IBM的PC业务。这场被诟病的盛宴是“纪念秀”的预演和高潮，它似乎还可标志着中关村并未被遗忘，它自1984年勃兴，20年后依旧是风云际会的焦点。
地理意义上的中关村，其存在已几百上千年，它曾是太监的坟地和帝王的后花园，曾是被神化的大学城，如今它则演变为中国的“硅谷”和所谓高科技产业的“圣地”。然而如果没有1984年，人们很难想象它到底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激动人心的1984年是从一场连续的惊喜开始的。
那一年5月10日，国务院作出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决定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价格、机构设置扩大企业自主权。在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北京天桥百货股份有限公司在7月成为共和国第一家股份制公司。5个月后上海飞乐音响公司发行了价值40万元的股票，这是“文革”后中国首次发行股票，中国企业全面股份制改造的苗头初现。
外资纷纷进入中国。在阔别中国市场35年以后，花旗银行又悄悄返回上海。它并非上海这个“中国最西方化的城市”在1984年迎来的惟一一家跨国公司，与它一起到来的还有德国大众和“桑塔纳”。
在世界的另一端，斯坦福大学教授列昂纳德·波萨克和桑德拉·勒纳夫妇创立思科；19岁的迈克·戴尔退学后以1000美元创立戴尔计算机公司；小贝尔的成立解放了AT&T，使其有机会进入计算机业；苹果推出了第一台多媒体计算机；康柏公司成立第三年，在纳斯达克上市第二年，推出了台式PC；惠普公司成立第45年，上市第23年，开始进入打印机领域，建立了喷墨和激光打印机生产线……
邓小平看到了信息化的重要，他知道中国必须进行信息化改革。他年初参观上海科技十年成果展时，摸着演示计算机的小学生李劲的头说“计算机普及要从娃娃抓起”。后来在为《经济参考报》题词时，他又写道：“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9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到了11月，国家科委便在北京召开了首次全国技术市场工作经验交流会，会上成立了全国科技与人才交流协作网；国务院批转的电子振兴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和信息产业发展战略的报告》指出：“电子和信息产业要实现两个转移：第一，把电子和信息产业的服务重点转移到为发展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来。为此，必须把电子和信息技术在社会各个领域中的应用放在首位；第二，电子工业的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和通信装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一切都预示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化将要开始。历史使1984年成为中关村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的一个拐点，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拐点。
在1984年秋天的中关村，李天福参加了好几次串联会。召集这次串联会的，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同事王树和、柳传志和张祖祥。他们说是想成立一个公司，问别人愿不愿入伙。他们讨论了几个月，还做了各种调查研究，有的人答应入伙，最终又退出了；有的人起先没有出现，公司成立的时候却来上班了。最终，有11个人聚集到了一起，他便是那11个人中的1个。
1984年的李天福不大能够想到自己在联想历史中的地位，同样，他也不大能够想到柳传志在中关村的地位。
20年后，柳传志成为中国IT“教父”，联想成为中关村的标杆和高科技产业的象征，而他则在联想集团谋了一个“看仓库”的职位，默默地在那里观测着中关村发生的巨变。
中关村只是北京西郊的一条街。起点是今天黄庄路口向北300米左右矗立那座雕塑的地方，终点则是北大南门附近海淀路与中关村大街的交叉口。
李天福说，他刚刚来到中关村的时候，到处是荒凉坟地，一片片的小柏树长在那里。横亘在坟场中间的，是一条条像小溪流一样的水沟，有的水沟中还种满了水稻。
“从现在来看，中关村的模样跟以前简直是两个世界。整个道上……1958年种的杨树长得很高很大。那边是四环，那条道也是小道……都是大树，参天大树。我记得的模样现在简直没法形容了。现在基本上各个公司……中关村的道路都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84年，中关村所有的街道都狭窄、坑坑洼洼。路两边的树倒是长势喜人，但树下的房子却很破。在接下来的十年中，房子被推倒了，盖起了新的房子，牌子被摘掉了，挂上了新的牌子。又过去了十年，房子又被推翻了，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狭窄的、坑坑洼洼的马路变成了宽阔的四环路和白颐路（有一段如今叫做中关村大街了）；北大的围墙拆了开满了公司和餐馆，如今又把公司和餐馆拆了，说是要重新圈起围墙；那个燕园食品店不见了，一排排的小门帘不见了，从现实中消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有谁还记得今天大恒光盘中心原来是海淀交通队？
有谁记得海龙的地底曾经是一个大冰窖？有谁记得中关村一街、中关村二街，记得320路公共汽车曾经穿行在那片中国最智慧的土地中？
一切都已改变。一切改变都从叹息中开始。
1984年，叹息声笼罩着中关村。报告文学家们描述说，虽然在中关村这条街上行走的人有大量知识分子；虽然你走路一不小心就可能撞到一个“国宝”；虽然这里人才云集，被誉为科学城……可是它依旧在长叹。“不仅在夜深人静之时，就是在熙熙攘攘的白天，仍然能听到这条街一声声的叹息。”叹息和呐喊打破了中关村的萧条和安详，预示着中关村正在发生一场悄然巨变，将要演变成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肇始。
第一个发出呐喊的人叫陈春先，后来被称为“中关村第一人”。这位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在1980年成立了一个“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其目标是探索类似美国硅谷和128号公路的“热核扩展”模式。这个服务部，二十年后被认为是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科技企业最早的雏形。
接踵“中关村第一人”“扔掉铁饭碗，端起泥饭碗”的，是科学院计算所工程师王洪德，他创办了京海计算机技术开发公司。在后来的传说中，王洪德递交了一份“四走报告”要求调走，如果不能调走，无论“聘请走”、“辞职走”还是“开除走”他都要走，只要能走出科学城就行。
科学院计算中心的工程师万润南也辞职了。他创办了一家叫四通的公司，想将它变成“中国的IBM”。“成为中国的IBM，这意味着什么？”有人问。万润南告诉他们，IBM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高技术跨国公司。
许多年后，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在1984年浪潮中屹立不倒的，不是当年无限风光的“两通两海”，而是一家叫联想的公司；硕果仅存的“没有在改革中犯错误”的企业家，也不是王洪德、万润南、陈庆振、金燕静，而是柳传志，一个在1984年毫无名气也未展示出宏大前程的40岁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中关村已经有了王德洪早已成立的京海和1983年5月4日成立的科海，以及在1984年突然出现的四通和信通。因为有了四通打字机，万润南也已开始布道说：“我们公开承认企业的目标是赢利，是赚钱……
开发与赚钱是统一的。企业要想赢利，要想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自己的拳头产品。”“中关村第一人”的华夏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但年轻的力量又出现了。1985年1月1日，周明陶等18名研究生自愿组成“希望”电脑公司，他们一度成为中关村最年轻的局中人，今天也依旧不温不火地盘踞在那里，就像它创办时一样。
然而，20年后只有那个叫柳传志的人还在被中国记者极度地恭维。柳传志是中国科学院里一个地位卑微的工程师，他和他杰出的搭档们都没大有机会成为闻名的科学家。要改变人生，他们只有一条出路。20年后，柳传志说他创办联想只有两个动机，一个是为证明自己，另一个便是为改善生活。
究乎1984年的现实，最早为联想布局的人叫曾茂朝，当时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的所长，今天是联想控股公司的董事长。
柳传志说：“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国策的确立、科技体制改革的深化，科研经费拨款制度的变革，民办科技企业的兴起，继而中科院‘一院两制’的实现，等等。在这样的历史时期，科学院有名的‘开明所长’，我们计算所曾茂朝所长提出‘两个拳头出击’的口号。曾所长召集几个骨干组成一个班子，赋予我们经营、人事、财务三个自主权，要求我们开辟一条新的生路。于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公司成立。”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已经提出科技要改革，国家整个要改革，但改革能否成功确实很难说。记得曾所长是这样跟我讲的，他说，院里要削减事业经费，五年之内要削减为零，成还是不成，现在都说不清楚，不如咱们先埋伏下一支军队，你们先做这件事，不行我再把你们接回来。万一这条路能走通，将来我们所里也不至于没饭吃。当时我们这些人，包括比我们年岁大的人，毕业以后一直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换工作的，换工作比离婚还难，人人到一个地方就扎下去了，不要说出来办公司，连离开这个事业单位，那时也根本不敢想。所以回想起曾所长说的这番话和我们当时的实际行动，觉得是一种壮举。”1984年10月11日，计算所向中科院提交成立“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报告，在公司宗旨中提出“通过办公司可以摸索出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同时也可以支持工资改革，稳定科研队伍”。11月1日，联想集团前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成立，法人代表兼总经理是王树和，柳传志与张祖祥干上了副总经理。
在那一个月，计算所与另外两方采用内部股份合作方式成立了信通计算机公司，董事长是曾茂朝，金燕静任总经理，多年后这位叱咤风云的女人因信通参与走私而锒铛入狱。
联想在1984年的诞生，现在看来似乎是中国IT业的里程碑。可是无论是柳传志还是与他同行的其他10人，都是碰巧被那个大时代选中罢了。
20年来，中关村发生太多变化。作为中国IT业的“圣地”，它承载了太多希冀与诟病。它被认为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现象，是依靠营销而非依靠技术取胜。是一批又一批企业造就了它，是市场决定了它的命运，而非那些炫目的“大人物”。但是“大人物”们依旧在中关村表演，卑微的盗版光碟贩卖者依旧在中关村游荡。他们拥有的是同一个舞台。每年都有新企业诞生，每年都有老企业倒闭，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它们追逐着各自的命运。
中关村在两个10年，上演了种种戏剧，见证了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变迁。1984年7月16日，香港IBM开始出售小型中文电脑。1994年4月16日，柳传志在人民大会堂发出呼喊，说联想要高举民族计算机工业的大旗。中国本土企业开始向跨国公司发起反击。
3年后的初春，美国《华尔街日报》写道：“在中国，IBM成功的同时，它并没有更多的余地去为此骄傲。厂商之间的激烈竞争已经使IBM的优势很小。价格在不断下降，价格下降的压力还会增大。最新的挑战来自联想公司，在1996年最后三个月IDC市场份额排行榜上，联想公司已跃居首位。”中国越来越开放，10年过去了，戴尔开始在联想的地盘上攻城略地，美国百森商学院的许琳教授说，中国计算机工业面临着一个新的“临界点”。这一次跨国公司是有备而来，集中了资本和技术，准备打一场全面的反攻。
一个新拐点到来的时候，联想收购了IBM的PC业务。柳传志要在联想20周年的时刻为新联想的起航进行一场誓师。在12月15日下午，他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面对近万人做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可以想象，一如既往地慷慨激昂；面对他们的领袖和心中的半个神，联想的员工们会一如既往地热情澎湃，几近癫狂。
但除了使中关村再次成为风云际会的焦点外，没有人知道联想会驶向何处。没有人知道中关村向何处去，在这个中国IT业的“圣地”，一切都有可能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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