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征利息税有何依据

　　我国利息税几乎已成为一个与民争利的象征，屡受诟病。取消派与支持派双方数年公开博弈，而利息税历经数年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

　　利息税成为双方争夺的前沿阵地，说明这一仅占中央财政收入1%左右的小税种其意义不容忽视，成为两种税制观念的反映。近日，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副所长何德旭再次撰文提出，利息税不能随意取消。

　　综合而言，支持征收利息税的人总体认为：第一，税收是一项严肃的系统工程，不能因为短期经济原因想停就停；第二，利息属于个人所得，个人所得就应该由税收进行调节，这是国际上很多国家的“惯例”。利息税之所以没有起到当初设想的拉动消费的效果，责任不在利息税本身，而在于利息税不够完善；第三，利息税可以起到调节财富在各阶层的均衡的作用；第四，如今取消利息税很可能对于如火烹油的资本市场起到助燃作用。

　　税收确实是严肃的系统工程，必须依法合规而行。但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转折关头，客观上导致税收成为一项常规的经济调控手段，征或不征，优惠不优惠，视经济发展状况而定。

　　利息税就是如此。1980年我国通过的个人所得税法把利息税列为征收项目，但为鼓励储蓄弥补资金短缺，很快作出免征规定。目前，我国征收的利息税始于1999年，主要原因是1998年国家经济情况向好，物价下降、商品供过于求、投资速度减缓。另一方面，在银行连续7次降息和采取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后，储蓄存款余额依然持续增长，到1999年6月底，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余额已达59000亿元之巨，银行存贷差达10000多亿元。因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恢复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

　　既然征收是出于经济所需，目前出于经济所需，也可考虑通过合法手段停征，两者并不矛盾。出台之时以经济为名振振有辞，有人建议取消时以法律为名大加抵制，原因显然主要不是因为有多么尊重法律。

　　国际上确实有许多国家征收利息税，也有许多国家并不征收，并且在征收的国家中，具体实施细则也各不相同。出于公平考虑，多实行累进税制，或者设定免征额，或者根据家庭收入状况制订不同规则，因地制宜，依法治税，这才是真正的国际惯例。

　　以一个20%的固定税率一刀切，在世界范围内实属罕见，其目的显然就是为了将储蓄赶进消费市场。可惜的是，这一目的并未达到。在我国多年实际利率为负利率的情况下，储蓄额年年攀升，达到16万亿元以上。利息税所起的最大作用是让储户从长期储蓄变为短期，银行实际上成为储户的保险箱。一方面，加剧了货币的流动性，另一方面，由于贷款利率上限浮动，难以抑制银行的贷款冲动。

　　近两年，央行连续出台上调准备金率与加息政策，抑制货币流动性，而取消利息税实际上是大幅提高了银行利率，将引发贷款利率的上升，从而抑制投资过热。

　　

财政部官员与一些来自政府部门的专家认为，取消利息税得不偿失，将使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因为据初步估算，20%的人拥有80%的存款。实际上并非如此，近些年上升最快的是政府与企业存款。国税总局官员曾明确表示，“全国那么庞大的存款数额，富人的存款占了多少没有测算”。可见这是一笔糊涂账，即使这一估算属实，我们也应该看到问题的另一面，高收入者有多种投资渠道，并且可以通过企业账户合理避税，而投资渠道少、希望通过储蓄保值的正是那些小额储户。一根大棒打下去，不同的群体痛苦承受力截然不同。因此出现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的银行存款往资本市场胜利大逃亡的现象。

　　货币流动性过剩总要有地方可去，如水银泄地，无孔不入。我国投资者受制于

理财渠道，投资去向不是银行就是股市、楼市。何德旭先生提出，如果免缴利息税，富人会将多余资金投入证券市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应该向何先生指出，影响早已产生，而且影响不小。据央行的金融运行报告，居民个人存款在下降，原因恰恰不是取消利息税，而是因为征收高额利息税产生的负利率，使储蓄成为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果要抑制资本市场的过剩流动性、抑制过高的

房价，取消利息税才是上选。

　　利息税是一项经济调控举措，当负效应日益明显，就有必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及时更正，当断不断，将受其乱。那些为利息税找到的主要理由，看上去更像是站不住脚的牵强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