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即是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因环境生态、劳资纠纷及农民权益而发生的社会群体事件近年来明显增加，无疑也构成可持续发展的另一阻力。

　　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一个30年，就在这国际经济衰退及国内社会矛盾两大阻力下暂时划下一个句点。

　　第二个三十年开局面临什么

　　于是，改革开放第二个30年(2009到2038年)的开局，自然就是承接了第一个30年的收尾。换言之，第二个30年开局有两个新形势，就是(1)全球经济较长时间的低速或衰退；(2)中国经济社会渐增的矛盾与麻烦。

　　怎么办？必须因应之以两个大调整。

　　所谓“两个大调整”。一是针对国际经济衰退的，就是“内需发展策略”。其实，面对着国际经济衰退，每一个国家都跟中国一样，必须回头开发自己的内需，但不见得每一个国家都能都跟中国一样幸运。发达国家许多基础建设已经饱和，像日本、西欧；发展中国家或低度开发国家要不是内需市场狭小，就是欠缺足够财力或民间储蓄。中国显然条件比较完备，人口众多，有待投资兴建的基础建设及各种准公共产品(如教育、医疗、住房)项目众多，政府财政与社会储蓄又相对丰裕，在在都给中国的内需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堪称全球少有。

　　另一大调整则是针对社会矛盾的调和。事实上，自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即很重视对社会经济弱势部门的照顾，例如三农政策、节能减排、劳工法律等，总其成的，就是“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两个核心政策理念。

　　未来的挑战在哪里

　　调整的大方向固然正确了，要具体推动落实，显然也将面对巨大的挑战，主要有二，一是外在的，一是内在的。

　　就外在形势而言，中国有“危”有“机”。必须注意，美国作为一个唯一的超级强权的地位，包括美国拥有全球唯一“印钞权”的垄断地位，似乎正开始受到包括西方大国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质疑甚至挑战，但美国又同时是全球最大的在债务国及最大的军事强国，因此，今后国际的和平与安定或不免增添一些变数，中国须谨慎排除各种可能风险。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在全球召开一系列国际金融峰会，努力重建国际金融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中国也拥有了比过去更强的实力争取话语权、参与权及游戏规则制订权，这个机遇，中国要好好把握。

　　此外，一如我此前在周刊评论中指出的，中国的内需发展战略还可以而且应该扩大延伸为一个更大的“泛亚洲概念”，中国可以同东北亚、东南亚、南亚及中亚共同合作，善用本地区所拥有的全球最多的外汇储备，推动世纪性的泛亚基础大建设，不但可大力拉动中国及亚洲的内需，更可以为未来较长一段期间的国际经济大衰退注入强而有力的活力。所以，面对外在形势的大挑战，中国一要“化危”，二要“抓机”。

　　至于内在经济社会诸多失衡现象的调整，显然已有科学发展现及和谐社会大政策理念的提出，但要好好落实，恐怕也需要持续深化改革，包括对经济体制，社会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全方位深化改革。改革从来不是容易的事，也是大挑战。

　　第二个三十年的两个“审慎”

　　最后，对改革开放的第二个三十年也可以作一些展望。国际方面，美国独霸的超级强权的单级时代，从冷战后算起，到2008应已告一段落，世界最终将形成一个多元多极的国际新秩序。但从“单级”到“多极”，绝不是一步到位的，中间有个过程，过程中将不免出现众多势力的博弈与斗争。所以，全球或将不免进入到一个比较紊乱的阶段。因之我的评估，是“审慎悲观”。

　　就中国而言，内需发展战略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次一个30年的巨大优势，善加把握，不仅有利于中国稳住一个相对高度的增长势头，甚至有可能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使中国顺理成章地在下一个30年中提高其在国际政经博弈中的能量与地位。所以我的评估，是“审慎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