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60年代的记忆和青年时的偶像

　　“时光一逝用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忆童年是竹马青梅……”对于864而言，青春大约是从70年代末喷薄而出的：“四人帮”被粉碎，接着迎来改革开放，思想和生活都开始空前活跃。

　　朦胧诗、原版电影、邓丽君的歌和电子表、手提录音机、喇叭裤并行，串起了一个时代。“那是正在解冻的中国，不同类型的人在不同方面扮演着先锋的角色，深刻的人在革新思想和艺术，浅薄的人也在通过追求外表的时髦改变着保守的生活观念”。(周国平《重返精神故乡》)

　　参考人物：邓丽君、北岛、舒婷、顾城、谢冕、钱钟书、启功、冯至、张中行、梁漱溟

　　陈丹青、刘欢、虹影、李宁、雪村、石康、姜文、余华、水均益、孔庆东

　　水均益 央视主持人、制片人。曾参与海湾战争、巴以冲突、波黑战争、阿富汗战争和

　　孔庆东 全国“十大杰出青年”、 孔子第73代直系传人。钱理群先生的开山硕士、严家炎先生的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人他称“北大醉侠”，写现代小说与武侠。

　　文/飘泊

　　刘欢的生日是1963年8月，在60年代的喜欢玩音乐的人里，他的境界最高。2003年刘欢自选碟《六十年代生人》发布会那天，他说了一句话：“六十年代，对于我们上一代的人可能是家灾国难，对于我们下一代的人可能是天方夜谭，对于我们，可能只是似真似幻的童年。”

　　事实上，生逢60年代是件很悲壮的事情。悲壮来自于走过的时代——60年代的孩子赶上了文革尾巴，刚懂事就听说了拨乱反正，进大学就遇到三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大爆发，参加工作后“改革开放”是个崭新的口号，喊出来羞答答。精神文明极端高远，可一转眼就要研究经济、琢磨

　　严格意义上的焦虑是社会学术语，它始于康德的新哲学流派，盛于德国人埃利亚斯。当60一代走出校门时，正直西方各种思想潮流在国内登峰造极，高喊“上帝死了”的尼采，言必谈sex的弗洛伊德，表象主义的代言人叔本华，甚至提倡“梵我合一”的日本人铃木大佐，潮水一般侵袭尚未成熟的世界观。这些理论给60年代日后的焦虑买下了深深的隐患。如果说初露端倪的怀疑是信仰危机，那么历史赋予60年代生人的责任就是信任危机。在这两大危机的挤压下，重重焦虑始终是这代人挥之不去的蚕丝，剪不断，理还乱，于是，一部分人出国了，没有复杂原因，只为使命太让人痛苦，轻解罗裳独上兰舟安心做学问罢。

　　人文的焦虑持续贯穿整个60年代一辈人，这不是危言耸听，透过40多年的苍茫暮色回眸凝视能略见一斑。60年代生人在贝多芬的交响乐和邓丽君的情歌中度过青春时光，宏伟的乐章和流行歌曲构成那个时代最矛盾的爱乐盛宴；60年代生人是在“反思文学”的哺乳中一边喝古典文言的奶，一边聆听北岛舒婷顾城的朦胧诗歌，60年代生人的精神领袖是张海迪，文学领袖是谢冕，前者鼓励生生不息，后者鼓噪舒展个性——事实证明，他们在构建上层建筑的过程中殊途同归，在这两个方面都给60年代打下了坚实基础，这也是近年生活在海外的60年代生人所谓的“中国的思想、艺术双重复兴运动”，陈丹青试图举起这面大旗，但是势单力薄无人喝彩，因为把60一代拉扯大的钱钟书、启功、冯至、张中行等老辈学者文人相继去世，学术的城堡再无大纛招摇。站在今天的角度分析，多亏有了这场旗帜鲜明的运动为意识形态领域播种，否则的话，焦虑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当这一代人从精神溃败中醒悟过来，舔净伤口睁眼看世界，奋发向上的宏大年代已经无情的过去了，代之而起的经济至上、个性展示。刘欢说“艺术家应该多愁善感”，这就是一种心理焦虑，做不到多愁善感就不会敏感，不敏感就不能捕捉社会的微小变化。

　　Tips：那些新玩意(简笔画形式)

　　改革开放初期，广州成了体验先进式生活的桥头堡，无数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腐朽生活代表”的产品通过这里，以各种形式源源不断输往内地，刺激人们释放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手提录音机

　　彩色电视机

　　录像机

　　瑞士手表

　　蛤蟆镜

　　喇叭裤

　　爱情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