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啃老族第三类人群“面相”
——“工资不错，但工作太累，不如休养生息一段时间”
“我是学平面设计的，大学毕业后在一家规模和效益都不错的local(本土)广告公司工作，工资也不错的。但是因为几乎每天都要加班，春节前更是累得要死。所以做了一年半后
，我就辞职不干了。”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的王佳跃显得相当文质彬彬。
“后来，我去过一家儿童服装厂和一家鞋厂做产品设计，但觉得这个行业实在太累了，所以现在都不干了，准备转行。”
但是，转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需要相关的专业学历背景等，所以小王现在待业在家已经大半年了，吃住都靠父母。
郭一龙是做国际采购的，这几年来的“空中飞人”生活让他觉得实在太累。“我几乎每周都要出差，而且大多数时候都是去国外，包括美国、欧洲和越南等地，真不知道以前是怎么坚持下来的。”他最近刚向老板提出了辞呈，准备逃离这个充满出差任务的工作。
提起自己的儿子，顾先生很着急。他说，儿子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公司做软件开发工作，应该说是一件不错的工作，可是干着干着，儿子却说工作太累了，不适应环境，不想干了，做家长的怎么说也说不通，他现在硬是在家呆着，整天上网玩游戏。只有吃饭时他才能和儿子说上几句话，吃完饭后，儿子转身又去玩游戏了。
啃老族第四类人群“面相”
——“因为老板梦，我成了啃老一族”
“我2000年大学计算机专业毕业后，虽然那所外地大学没什么名气，但父母总算是上海人，兜兜转转托了无数关系终于给我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但我觉得自己有经商头脑，适合自己当老板，所以拒绝了父母的苦口婆心，毅然南下，在深圳做了一年的软件销售代表。”今年已经28岁、但依然没有固定工作的欧阳雷如是陈述。
在深圳的大半年里，始终没有完成过上百万元的大单，欧阳雷将此归咎于自己人生地不熟。于是转战到北京，因为没有本钱，他只能去应聘做销售员，凭借在深圳的工作经验，小雨并不费劲儿就谋到了一份工作，单看底薪，不能算是很好，但如果每月都能完成销售任务，基本也能保证四五千元的收入。 依靠北京的一些朋友，再加上灵活的头脑，这份工作欧阳雷干得很不错，颇得老板赏识。但他始终不甘心给别人打工，没干一年就辞职，开始了在北京飘荡的日子，他认为自己是在找机会。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一个搞企业员工内训的“老板”，两人一拍即合，欧阳雷跟着那人又回到了深圳，准备在特区杀出一片天地来。可惜，那人也并没有什么背景与经济实力，他那所谓自己以“技术入股”的合伙公司，没支撑两个月就倒闭了。
“在深圳搞人力培训公司的那段时间，我前前后后跟父母要了两万余元，因为要付房租，要吃饭，要乘车，要印培训资料，只好向父母张嘴，开始说是借，后来连这个借字也免了，实在不知道已经借过多少次，但老板的梦还是遥遥无期。”
2003年年底，欧阳雷带着壮志未酬的落寞回到上海，打算在家乡继续寻找他当老板的机会。平时的日子里，他还是在给别人打工，只是依然随心所欲地辞职，薪酬一点没保障，根本就是“吃了这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幸好回上海后，住在家里，吃在家里，基本生活有了保证，每次出门还能向妈妈要几百元钱“急用”。妈妈也不多问，只希望有一天他能脚踏实地工作，但妈妈不知道还要继续支付多少个“急用”，才能让儿子真的不再眼高手低。
啃老族第五类人群“面相”
——仗着家底厚，终日无所事事
今年芳龄23岁的温玉茹是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娇娇女”：父母都是城建系统的工程师，家庭总收入不菲。在这样一个“高知”家庭里，父亲对小玉期望很高，为女儿设计了一条从重点小学，到中学、大学，甚至出国留洋的“金光大道”。母亲对女儿更是“爱到骨头里”了：即使是孩子的无理要求也言听计从。因为懒惰，小温18岁便结束了学习生活。因为缺技能、不勤劳让她就业屡屡碰壁。其后，她又花了3万元“蜻蜓点水”般地学了学时髦的商务英语、电脑、艺术插花等。然而一接触工作，她便以“不喜欢”、“不适合”、“不干伺候人的活”等理由推掉，如今在家赋闲了两年多，终日无所事事，只与网络为伴的小温变得愈来愈胖。
今年24岁的薛少宾是上世纪80年代初出生的“富家公子”。他的父亲是某区政府的在职干部，母亲为某高校的教授，家中收入颇高。因为是独子，家里对小进的要求总是有求必应。大学毕业后，小薛也曾联系了一些工作，但一般都干不了3个月就会换工作。据他称是：“没兴趣，不想工作。”如今，小薛谈了个女朋友，整日在家无所事事。每日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晚上就约和他同样家境殷实的朋友玩到半夜方才归巢，父母对他毫无办法。
啃老族第六类人群“面相”
——“父母就是我的银行”
“首付靠父母”，几乎成为职场年轻人购房时普遍的看法。新婚的IT公司工程师王纲，去年在上海市区买了新房。虽然工作已5年，月收入有8000元可以说相当不错。但王纲在购房时依旧还要向父母求援：“现在房价那么高，我和女朋友自己攒的十来万元，结婚、装
修就用得差不多了。首付的30万元，只能靠父母支援了。”
——“父母给我另一份工资”
就职于上海一家外贸公司的董力斌，工作刚满一年。他每个月可以领到两份“工资”，一份是公司发的3500元月薪，另一份则来自家乡的父母，每月末都有1000元准时汇入他的银行账户。
“我刚毕业，没什么经济基础，在上海生活压力又大，租房、交通、吃饭，上班了总要买点像样的衣服吧，3500元月薪根本不够。”他认为，从小到大优越的生活品质不能降低，于是惟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向父母要钱，增加自己的可支配收入。
——“父母帮我带孩子，天经地义吧”
“我是一家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工作压力很大，加班和出差是家常便饭。妻子是一家杂志社的执行主编，一周有三天晚上要过12点才能回家。谁来照顾我们那五岁的儿子呢？刚好妻子的父母退休去年年底退休了，所以我们就算是接了他们过来照顾孩子，顺便帮忙料理一些家务。”33岁的程志有些委屈地说。
几个月下来，程志在岳父母全力以赴的家庭支持下，公司业务蒸蒸日上。但岳母在这个时候却病倒了，岳父说：“我们平时上班都没有这么大的压力。保育员、采购员、炊事员、卫生员、接送员……每一件事情都容不得一点儿耽误，一天下来，忙得团团转。看着你们都有事业，我们不忍心不帮忙，但也确实是体力有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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