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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候选人描述道：“这样的竞选人大代表的场面少有，我以前是没见过。”“小区内的竞选声势造得很大，敲锣打鼓游行，向选民做宣传，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
他们在竞选时表态：“过去，我们都习惯了依赖组织上安排的候选人，不管我们对他了解多少，也不问他有没有参政议政的能力和水平，他能不能代表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往往就画圈、打钩了事。当然，其中优秀杰出者芸芸，但也不乏有的代表不能代表群众。经历和
现实告诉我，参加人大代表的选举是每一位公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加强国家民主法制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建设美好生活的大事。”
———“当一个人民代表，需要责任感和勇气。身处社会基层，尊重民意、代表民意，要为人民的根本利益奔走呐喊，当好他们的代言人。我不会妄自许下过多的许诺，但我将努力让你们最满意。如果当选，我将作为一名职业人民代表，成立专门工作室，随时倾听你的意见和要求，并去你的社区了解民意。”
———“我参加竞选，因为我是一位公民，热爱我的国家，希望促进政府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水平的提高，愿在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征途上为它添砖加瓦；我参加竞选，因为我是一位业主，我热爱这片给了我欢乐和痛苦的社区。关注社会公正，关注弱势群体应有的权利，我深知广大业主的艰辛，我愿为维护每一位社区业主的合法权益不懈效力。”
———“我特别关注环保，关注现已拥挤不堪的道路交通，关注孩子们的入学入托，关注老年人的医疗条件，关注业主维权的正当要求。如果当选，我将是昌平区人大代表，我会牢记我的社会责任，积极推动民主和法制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如果当选，我将是新型社区的人大代表，我将为社区自治，维护广大业主的合法权益，建设美好家园鞠躬尽瘁。”
最后，32岁的聂海亮当选为回龙观选区惟一的人大代表。
对于他的当选，一些学者很兴奋，将之概括为“北京现象”。有媒体评价道：“普通业主自荐参选人大代表，意味着他们从上访维权走向选举维权，从代表一个人到代表一群人，从具体维权到积极参政。”“聂海亮的当选，应该是中国社区民主与现行民主体制实现的第一个对接。”
对当事人聂海亮来说，他可没想这么多。
“当人大代表，对我来说，纯属意外，它本来不在我的人生设计中。”
“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权，然后，才可能维护好自己的财产权”
晚上7时，刚刚从城里奔回家的聂海亮，正在吃晚饭。他一手抓着烙饼，一手拿着鸡脖。因为没时间做饭，晚饭都是下班路上买回的熟食。像回龙观里众多年轻白领一样，他们两口子每个工作日都要早出晚归，早上7点开车进城，晚上7点才回到家里。
提起“绿地维权”这件事，聂海亮神情淡然，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别人欺负你，你总要吱一声，说两句吧，东北人不都这样？”他是沈阳人。
那会儿，他正在读研，又赶上妻子要生孩子，自己还开公司，特别忙。
“如果不参与维权，我可能也不会当这个人大代表，这事来的太偶然。”他是当时回龙观“绿地维权”活动的5位代表之一，两次与“协调小组”开会。
“因为维权中做了一些工作，在居民中有了一定知名度，被大家推荐参选人大代表，我当时主要想为了维权成功，不能半途而废，也是对大家负责，就上呗！”
我问他，现在，当上了人大代表，跟当初想像的一样吗？
“我本来就没有太多的奢望。不当人大代表，有什么意见我也会提。既然大家选了我，有了渠道我更会提。比如，小区的治安、交通、文体设施等问题，我都提过。”
“两年下来，你提了多少议案？”
“13个。”
“你感觉当人大代表，起的作用大吗？”
“还是有一定作用。起码你提出的议案，有人给答复。具体到能不能解决，另说。”
他在议案中提到，20多万人口的回龙观，政府应该在里边开辟一些就业渠道，这样能节省很多就业成本、劳动成本及社会成本。可是现在，大家还是天天这样早出晚归，奔来奔去的；再比如说观里，文体设施很少，看个电影也要进城，没有一家社保定点医院，老人们看病，打车进趟城，来回就得100多块。
“你提的议案，解决了的有几件？”
“有一两件吧。”
我又问他，当年“绿地维权”时，干吗不去法院打官司呢？
他说取证不好取，取不到；而且要投入太多时间、精力、财力；再说工地随时可能开工，时间来不及。后来政府成立了协调小组，大伙儿认为有政府出面问题能解决好。
“当时，大家就是觉得绿地这事不公平，咽不下这口气。”他补充了一句。
“最后，还不是盖了商品房？你们这口气咽下了？哪儿去了？”我追问。
他觉得不好回答，想了一下，给我打了个比喻：本来，你身后沾了一块泥，我好心地把它拍掉，结果，你却回头骂了我一句。大家也是想通过这件事，找出问题，然后怎么解决掉。
“通过这件事的过程，起码看到了一些真相。不能把老百姓当傻子，总会弄明白的。首先，老百姓要的就是知情权，然后，才可能维护好自己的财产权。”
他又谈到在回龙观社区看到的一些问题：如小区里的公共财产如何界定、如何管理？衍生出的价值如何再分配？有权者或既得利益者当然是不会撒手的，要保护自己的利益。“社区居民首先是无知，或者叫被无知，这种信息不被披露，政策的知情权也被剥夺。公共财产应归大家所有，可大家连哪些归自己所有都不清楚，公共财产的利益和管理权被无偿占有。一个强势或几个强势个体，与一个弱势群体的对决，胜负是可以预知的。”
我问聂海亮：“像你们现在，知道哪些地方属公摊面积吗？”
“知道。像我们小区里的绿地、配电站、老年活动中心、公园等，都是我们大家的，卖房时已经公摊到每位业主头上了，那它就应该归全体业主所有，经营和收益归大家所有。”
他算了这样一笔账：中国现在起码有400多亿平方米的房子，公摊面积占10%～15%，就有50亿平方米左右的面积，这属公共财产，里边有很大的利益，而业主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利益被无偿占有和剥夺了。
聂海亮问：“在城市住房改革过程中，随着住房商品化、私有化，衍生出的各种问题到底该怎么解决？界定和执行者应该是谁？”
“你们这里，现在不是有民选的业主委员会吗？”我说。
他认为，业主委员会的界定不明确，它是法人实体还是协会性质，没说清楚；它有没有权管理公共财产、经营公共财产，这些在法律上都没有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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