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生病无医保小康家庭赤贫 丈夫心力交瘁而死(2)

　　对于这个庞大的群体而言，看病吃药的担子，完全落到了每个家庭的头上。

　　王翠霞的病继续恶化。“肌体全紊乱了，”马铸铭说，“心脏开始积液，肺部、肝脏积水，全身浮肿，高血压，贫血……”

　　“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1998年1月，春节前，父子俩揣着2万元，带着王翠霞到北京治病。

　　诊断之后，大夫说：换肾吧。“那得多少钱哪？”“先交5万吧。”父子俩顿时傻眼：“这么多？！”医生说：“至少也得4万。”“你知道那时我们觉得2万元不少了，怎么着也能抵好一阵子吧。”马铸铭后来说。“没想到，刚进医院大门就把全家的积蓄交了出去，还远远不够。”

　　马国林赶紧回内蒙古筹钱。做着小康梦的这家人，自然不知道，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当人们的工资以10～20倍的幅度上扬，医药费用却以100～200倍的速度上涨。

　　一下子，他们连小旅馆也住不起了，“20块钱一晚，真舍不得啊。”马铸铭说。于是，每天晚上，父子俩像“游击队员”一样游弋在13层高的

医院大楼里，躲避医护人员的巡视，找地方睡觉。“这家医院我简直太熟了，所有科室我都走遍了。”马铸铭说。

　　大厅，楼道，水房，地下室，从1层到13层，除了重症监护和特护病房区，马铸铭几乎都睡遍了。

　　马铸铭抱怨医院里走道上的椅子，躺在上面硌得发慌，不能睡人。最难受的要数贴着楼梯间的暖气睡觉。一面是盘旋在大楼内的呼呼冷风，一面却是烫人的暖气。

　　这曾是极其爱好干净的人家。他们吃的黄瓜、菜花都会用刷子刷洗。此前，如果进医院，马铸铭从来不用手触碰门把手，而是用脚将门轻轻顶开，然后侧身闪入。

　　所以，你根本想不到，马铸铭此时最喜欢的睡觉地方，是医院里堆放医疗垃圾的污物间。那里有将死人推到太平间用的推车，躺在上面就像睡在床上一样舒服安稳。

　　直到除夕，父亲说：“过年了，咱上旅馆里好好睡个觉吧。”父子俩在一家招待所的地下室里要了一张床，儿子白天去睡，父亲夜里去睡，“好好奢侈了一回”。

　　王翠霞在北京第一次住院的71天里，父子俩加起来在旅馆总共只睡过3天。

　　1998年初，当王翠霞做完肾移植手术，他们租了一间9平方米的平房在北京住下，定期去医院复查。接下来，这家人才真正发现，自己正滑向一个不见底的深渊。“原来换肾还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没有尽头源源支出的药费！”马铸铭说。他拧紧了眉头，镜片后的眼睛里，透着一种找不到渲泄的怨恨。

　　为了不让身体对移植的肾脏排斥，王翠霞每月要吃两瓶油状的药。马铸铭说，仅这一项，每月费用就要3400元。

　　这个家庭同时还遭受着另一种动荡：马国林兼职的日资小企业倒闭了，货运公司彻底解体了。这家人的月收入跌回了1000多元。

　　接下来的日子里，马国林一次次回内蒙古筹钱，亲戚朋友都被借遍了，连家里的房子也被抵押给了银行。

　　那段时期，马铸铭偷过旅店的一块毛毯，后来又在一家医院偷过一床沾着血迹的被子。

　　“现在我坦白承认，”这位中学教师低下头，“我穷，我没钱，我得活下去，那个时候我就这样想，想得理直气壮。”

　　他们没想到，更惨重的打击还在后头。

　　“命都快没了，还要脸干什么？”

　　2000年前后，王翠霞体内植入的肾脏开始被身体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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