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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深圳商报 记者 张清华) 林先生是深圳市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经常从内地购进大批粮食作物，加工后再销往内地市场。在托运货物时，为了节省保价费用，降低成本，他很少会按照货物的实际价格来保价，比如价值20万元的货物，他只保价2万元。几年来，也从未出现过什么闪失，林先生不免有些麻痹大意，甚至觉得自己每次都掏保价费“实在冤枉”。然而，就在他精打细算之际，一场变故突如其来。
辞职员工冒领老板托运货物
今年5月份，林先生从河北省定州市一粮站购买了150吨中级标准的玉米，总价值18万元，付清货款后，林先生将玉米运到定州火车站，办理了托运手续，将货物由河北定州运至广东省江高火车站，收货人为“广州铁路××公司转林先生”。林先生说，在长年的业务往来中，他与这家“广州铁路××公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他的许多批货物都是由这家公司“代收”，然后他再前去提货。在托运这批价值18万元的玉米时，林先生还是按照“惯例”未进行“全额保价”，仅保价3万元，支付了60元的保价费。
10天之后，林先生持提货单前往广州铁路××公司取货时，被告知：货早已被人取走！林先生大惑不解：“提货单还在我手里，怎么会被取走了呢？”对方翻出取货记录单一查，提货人一栏里的签名是林先生公司的业务员刘某。林先生心里暗叫“不妙”，因为就在两天前，这个刘某突然辞工了。
广州铁路××公司也颇觉冤枉。他们认为，近半年来，林先生几乎所有的货物都是委托这个刘某来提取的，打过多次交道后，大家彼此都已十分熟悉。因此，当刘某这次前来提货时，工作人员既未查验他的提货单，也没有查验收货人林先生的身份证及授权委托书，结果被这个骗子钻了空子。
低估“保价费”引发赔偿争议
林先生首先将对方起诉至罗湖区人民法院。对方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这个官司要打也应该在广州打。最终，广州市铁路法院受理了林先生的案件。
在庭审中，原、被告双方对150吨玉米被人冒领这一基本事实完全认同，并且作为被告的广州铁路××公司承认自己的工作人员在放行货物时，没有按照工作程序查验提货单、收货人和委托人的身份证原件以及收货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结果导致货物被人冒领。他们表示愿意赔偿原告方的损失，但是在具体赔偿标准上，双方产生了巨大的分歧。
被告方广州铁路××公司认为，原告在托运这150吨玉米时，保值金额为3万元。《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第17条第一款明确规定，“铁路运输企业应当对承运的货物、包裹、行李自接受承运时起到交付时止发生的灭失、短少、变质、污染或者损坏，承担赔偿责任。托运人或者旅客根据自愿申请办理保价运输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保价额。”因此，根据这一规定，他们最多只能按照林先生的保价金额赔偿3万元。
原告林先生及其代理律师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铁路法》虽作了上述规定，但在第17条第2款则明确规定，“未按保价运输承运的，按照实际损失赔偿，但最高不超过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最高限额；如果损失是由于铁路运输企业的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不适用赔偿限额的规定，按照实际损失赔偿。”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对《铁路法》中的“重大过失”作出了明确界定：“重大过失”是指铁路运输企业或其受雇人、代理人对承运的货物、包裹、行李明知可能造成损失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被告广州铁路××公司的行为显然构成了“重大过失”，因此，根据上述有关法律规定及相关《司法解释》，被告方应按其实际损失18万元进行赔偿。
法院判托运方赔15万
今年9月初，在法院主审法官的主持下，原、被告双方本着相互谅解和自愿的原则，最终达成和解：鉴于被告广州铁路××公司在本案中存在“重大过失”，应负主要责任；同时，原告林先生在委托业务员刘某前往被告处提取货物时，曾有数次未向刘某出具授权委托书，这在客观上导致了被告方工作人员的麻痹大意，因此，也负有一定责任。双方各自作出让步，被告方赔偿原告损失共计15万元。对这一结果，原、被告双方表示接受。
(深圳商报记者张清华 深圳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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