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三十年里，农村的改革一直牵动人心。中央的一号文件内容大多是与农业相关的。对于一个农业大国来说，农民富裕了，农村环境改善了，才有稳定的基石。而这三十年间，农民也在为自己的幸福生活默默耕耘着。

　　关键词：联产承包责任制、科技下乡、节能减排

　　文/本刊记者 马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30年风雨兼程，突破了一个又一个传统“禁区”，闯过了一道又一道艰难险阻。成功与挫折相伴，反思与期盼链接，欢欣与忧虑交织，亲历了国民经济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历史留给国人无数难以忘却的记忆，请看一个农民30年的心路历程……

　　大学梦醒

　　1977年高考恢复的时候，陕西合阳县的马恒超刚满18岁。“我在家里排行老三， 1975年初中毕业，父母就不让我继续上学了，原因是当时在农村招工、征兵、上大学都是要经过推荐，兄弟几个不可能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大哥已经被推荐上大学了，我和二哥的希望就很渺茫。后来听到高考恢复的消息，我也曾想通过考试上大学。”马恒超回忆说。当时他跟家里人说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有得到父母的支持，理由是必须要留个男孩在身边。

　　马恒超的二哥高中毕业基础更好，考大学他二哥当然更有希望，当教师的父亲告诉他以后还可以通过顶班来参加工作。 “父母说的话，我也必须听着。当时我心里想，不考就不考了，父母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马恒超虽然思想上不愿意，并因此睡了几天，不出门也不吃饭，但是还是听从了家里的安排，并幻想有机会接替父亲就近参加工作，但是由于政策变化，后来班也没有顶成，他就无奈地留在家里安心务农。

　　“大包干”带来的改变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当年还有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安徽凤阳小岗村十八位农民冒着坐牢的风险在“大包干”的契约上摁下指印,拉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而“大包干”就是后来著名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主要形式。1979年1月，《人民日报》先后报道四川广汉县、贵州开阳县、云南元谋县、安徽省和广东省普遍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全国其他地区陆续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承认了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合法性，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发出的第一个“一号文件”。

　　陕西地处西北，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风刮到了马恒超所在的合阳县，当时他已经当上了生产队长，对其中的利弊也有比较深刻的认识。“过去种地是计划经济，强调以粮为纲，农民没有其他收入，打的粮食也大部分都要当公粮上缴。生产队没有主动权，农民没有积极性，各种政治运动也接二连三。当时农民的生活苦，生产队一年一个人能分一百多斤小麦，算下来一人一天就三、四两，剩下的就是用红薯、玉米等杂粮填肚子，多数人还常常吃不饱”。

　　1982年开始承包分地了，马恒超虽然不太懂，但也知道承包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了地，大家干活的积极性也高了，多收的归自己，想种什么自己决定。后来又提出土地承包到期30年不变，给大家吃了颗定心丸，过年蒸白馍也一年多过一年。”——陕西关中渭北地区风俗，过年的时候做很多白馍(馒头等)，拜年的时候就提一袋子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