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的社会理想

　　今后的中国，企业家主导社会财富创造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但我们也必须认清，企业家如果继续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极端漠视，那么创造出再多的财富带给企业家的都不会是福音，而是潜在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企业家内心，也来自于现实的社会

　　文/陈锐

　　企业家的压力源自哪里？这是一个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有人说来自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的经营决策、国家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所谓的社会舆论对企业家为富不仁的负面评价。总之，诸多压力已经使企业家处于经常性的心理焦虑和失眠状态，更有甚者，在巨大的心理压力下选择了自杀这种最完全彻底的解脱方式。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企业家当前所面对的压力是前所未有的，于是有人为企业家的艰难生存状态声诉，呼吁善待创造了社会财富的企业家。

　　尽管笔者对所谓的“企业家创造了社会财富”的观点持不同看法，但也并不反对社会应该善待企业家，关注企业家所面对的各种压力。可是仔细想来，上述所谓的压力似乎并不只有中国的企业家需要面对，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企业家都要面对，而且越是走向全球市场，企业家所面对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市场竞争压力就越大。比如不会有人认为，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部门进入全球市场之后，杨元庆面对的竞争压力和政策风险比之以前减少了。所以，依笔者看来，中国企业家的真正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外部世界，而是来自于内心，来自于对成功的误解和扭曲的财富观，尤其是对于在短时间内暴富起来的中国企业家更是如此。

　　压力的解脱源自内心

　　寻求宗教的精神支撑，消解心理上的压力，对于西方的企业家或许可以，但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未必适合

　　有一个关于王石的故事:万科在1986年进行产权改革的时候，王石本可以拥有一定比例的股份，但是他没要。王石对此的解释是，他让远在家乡的表弟查看了王家的族谱，结果发现家族里并没有地主基因。“你从来没富有过，突然暴富你把握不了。”王石的解释可能有玩笑的成分，但言语背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冷静心态却让人深思。或许只有这位50岁还能登上珠峰的企业家才会把人生看得如此冷静，可是目前很多企业家并不具有这般冷静的心态。

　　中国的企业家面对财富所表现出的茫然无措，与对成功所表现出的极度渴望恰恰形成鲜明的对照。到底什么才意味着真正的成功，可能在很多企业家的认识中都存在误解。成功的标志难道只是不断增长的财富吗？去年刚刚离开这个世界的均瑶集团董事长王均瑶，在25岁时就开辟了国内第一条私人承包的飞机航线，并被冠以“胆大包天”的名号。可是在这位坐拥35亿资产的超级富豪看来，这点财富离他所崇拜的李嘉诚还差得很远。其实他错了，即使超过了李嘉诚他也不会有成功的感受，因为还有比尔·盖茨。如果仅将财富的多寡作为衡量成功的标准，那么企业家将永远都不会觉得自己成功，无穷无尽的压力其实源自内心对成功的扭曲认识。

　　有人提出，中国企业家要消解积淤心中的压力，应该寻求更多的宗教上的支持，以清晰对财富的认知。马克斯·韦伯在其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指出，新教改革使人们相信，任何人都具有摆脱教会的束缚直接面对上帝并获得救赎的机会，走出修道院在世俗世界中同样可以为上帝服务。于是，禁欲的生活方式、忠于自己的职业、不懈地创造财富并做善事就成为一种天职。尽到天职以增加上帝的荣耀并成为上帝的选民，就成为普通人一生的宗教追求。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宗教信仰的支撑，西方企业家从而可以获得心理上的解脱，从容地面对世俗社会中的各种压力。

　　这种寻求宗教的精神支撑，消解心理上的压力，对于西方的企业家或许可以，但对中国企业家来说未必适合。因为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显然既不会理解也不会认同韦伯所说的基于“天职论”的资本主义精神。在中国

传统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普遍奉行的主流意识都是积极的面向现实的入世态度，对人生观的塑造也是注重现世的而非彼岸的。中国人的心中从来就不具有原罪意识，而且对于西方宗教历史也很难有深入骨髓的体认，根本无法理解服务于上帝、换取上帝的青睐、实现人生救赎的意义。因此寻求宗教上的心理解脱，对于中国的企业家来说既无可能，更无必要。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尽管在近几十年中受到了极大的破坏，但其内涵仍然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群体意识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责任感始终影响着社会精英们对现世的态度，而“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原则无论如何也很难从国人的心中彻底抹去。更为紧要的是，中国社会的现状需要积极地寻求社会发展出路的精英意识，而不是只顾寻求自我心灵“桃花源”的出世心态。

　　企业家的社会理想

　　社会理想绝不仅仅是政治家考虑的事情，企业家抱有社会理想不论对于人格的完善还是对于社会和谐都是必需的

　　在中国，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改革经历不过十几年的光景，可是其发展却如脱缰野马般渐渐失去了控制，进入“市场”的彻底程度和对财富创造“效率”的强调令世界为之瞠目。包括企业家在内的整个精英群体在极力鼓吹市场竞争效率和财富创造的同时，却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个人逐利动机应有的社会理想约束。尽管也有很多人在强调要建立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市场经济，可是当被问及如何兼顾公平的时候却语焉不详。

　　社会理想的精神缺失，使得整个社会充满了极端的物质功利主义倾向，企业家更是成为信奉这一价值观的典型群体。在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享受的同时，企业家的内心所表现出的空虚却越来越明显。富裕起来的企业家们在不断追求炫耀性消费的同时，对社会的漠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富人与穷人之间隔膜的不断加深，社会底层所表现出的所谓“仇富”心态，应该引起企业家对自身的反思，而不应该只是一味地责怪社会舆论。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理想应当是政治家而不应当是企业家考虑的事情，企业家的价值目标就应该是创造财富。这种认识涉及到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即企业家与企业是不是同一的?其实，企业家的社会理想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目标追求是有很大区别的。企业要生存，利润的最大化必须是其一贯不懈追求的目标。目标多元化的企业必然会有无所适从的感觉，最后什么也做不好。企业承担所谓的社会责任，那也仅仅是一种手段，其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博取社会公众的青睐和认可，以换取更好的市场利益。企业是非人格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其更应被视为一种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工具。而企业家与企业有着本质的不同。企业家作为人的存在，不应该仅是“唯物”的，社会理想的追求是完整人格的体现，而不是外界强加的所谓社会义务。

　　在我们的传统认识中，罗伯特·欧文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但笔者更愿意将其视为一个抱有社会理想的企业家。欧文在美国工业社会时期所做的社会试验，或许能给当代中国的企业家以更多的思考。

　　欧文1771年生于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一个手工业者家庭，早年在呢绒商店当学徒，后在纺织工厂当雇员，直至成为股东和工厂主。欧文以明智的工厂管理才能闻名于英国工商界。1800年，当他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纺织厂经理的时候，为了改善工人的处境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缩短工作日，提高工资，改善工人居住条件，兴办公共食堂，成立互助储金会，发给工人医疗和养老补助金、抚恤金等。他还举办工人夜校和职工子弟学校，创办了历史上第一所幼儿园。这些做法收到了很好的管理效果，也促使欧文从1813年起开始写作，宣传自己的社会理想。

　　1824年，欧文偕同长子台尔和几名弟子抵达纽约。欧文希望联邦政府对他的试验进行资助，曾两次在国会发表演说，并拜会总统和高级官员，但都遭到了冷遇，最后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财力开办试验公社。1825年，欧文用15万美元在印第安纳州沃巴什河岸购买了3万英亩土地和一个居民点，取名“新和谐村”。在居民点里有生活用房，有学校、公共管理机构和教堂等建筑物。“新和谐村”最兴盛的时候有1000多人。开始，欧文很满意自己的试验，希望新和谐村能够成为理想社会的起点，让它“从公社传到公社，从国家传到国家，从洲传到洲，最后遍及全球”。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试验的缺陷日益暴露并趋于失败。1827年6月下旬，欧文不得不向新和谐村居民告别，结束了自己的试验。

　　欧文的试验在美国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当时在田纳西、印第安纳、俄亥俄、纽约、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等地也先后出现过不同规模的欧文式的试验。欧文的社会理想是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阶级、人人平等、共同劳动、按需分配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还将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

　　在此，我们姑且不对欧文的试验做过多的价值判断，但就一个企业家来说，抱有自己对理想社会的信念的确值得当今的中国企业家反思。国家在极力倡导社会和谐，而和谐的本质问题是企业家和社会的互动关系。今后的中国，企业家主导社会财富创造的趋势是无法逆转的，但我们也必须认清，如果企业家继续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极端漠视，那么创造出再多的财富带给企业家的都不会是福音，而是潜在的压力，这种压力不仅来自企业家内心，也来自于现实的社会。